纪莉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被看做是中国气候传播的真正开端，并直接促成了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启动。但其实早在80年代，西方媒体就开始关注和报道气候变化，并在大众媒体上上演着“存在论”与“怀疑论”的反复辩论和交锋。气候变化的大众媒介传播，是涉及科学、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政治、国际外交等重要领域的极其复杂的传播活动。

　　环境议题的报道往往是针对具有争议性并且牵涉到不同利益的媒介议题进行报道。有学者发现，媒体在报道环境议题时，由于不同的框架引导人们感知不同的意义，环境争端的各利益方有时会争相影响一个新闻报道的框架。对立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获得公众对他们立场的支持，他们往往“不提供新的事实或改变对事实的评价，而是改变框架或者改变评估事实的解释维度。环境传播学著名学者考克斯就认为，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场斗争，一场关于自然和我们与自然之关系间建构截然不同、但又非常有力的框架的斗争。

　　近年来，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最受媒介关注的环境议题。一些社会科学家和传播学家发现，由于一些富有挑战性的特征，使得气候变化相比其他环境和健康问题，其本质更难传播。这些挑战包括1）它的原因不可视，而影响遥不可及；（2）我们与环境的隔绝；（3）采取行动后延迟的或者缺失的满足感；（4）气候科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5）需要改变的信号不足。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播气候变化的本质，新闻媒体一直在探索合适的框架。学者们也开始将框架理论应用于对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的研究中。除了常见的风险框架、科学不确定性框架等，经济发展与竞争等框架也是学者们提出的概括性框架。

　　而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伦理维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气候正义话语逐渐出现在官方和民众视野中。不过，由于欧美国家始终力图否认自己在全球变暖方面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气候正义话语及框架一直被排除在官方论坛和西方主流媒体之外。气候正义人士因此在寻求建立一个可替代的传播结构，以使气候正义话语及框架能被更多的公众知晓。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中有理由也必须强调气候正义的重要性，而在媒体报道中运用气候正义的框架也成为中国气候传播策略中的重要一环。

    纪莉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