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

　　不敢说是总结，更多的是学习的心得和体会。诸位老师的多年积淀、深厚研究，以及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都深深地打动着我。各位能够到来，参加这样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交流，是我们组委会的荣幸，更是我和科德学院王校长、张炜主任以及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基地这样一个合作班底的荣幸。我们这个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团队，简单而执着，带着一种理想，想要做一番学者能做的事情。这两天的圆桌会议，我相信，与会的每一位带着学术理想的学者，都能深切体会到思想的流淌和观点的碰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论坛的举办，更像是新老朋友的会面，相识、相知，并且伴随友谊的生长。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体会和对跨文化传播的一些理解，和大家分享。

　　说到跨文化传播，最难考证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论坛中有的老师提到国内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和文化的输出，来自欧洲的几位学者也不同程度地提到了美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近百年来欧洲对美国强势文化的反击与无奈。我不想用更多的数据来说明文化传播效果有多难测量、多难判断，我提供一个例子来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论坛中有学者提到利玛窦，从16世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300多年以来，一个号称中原帝国、自居于地球中心的、骄傲的文明古国，已经被彻底改变了，被西方文化训练成一个尚需要从文化自卑的最底层往上爬的国家，这难道不是跨文化传播最好的效果验证吗？面对跨文化传播，中国需要文化的自觉，更需要文化的自强和自信。300多年过去了，此时的中华民族正在从一个最低谷，努力向上爬。在这样一个努力的过程中，从跨文化传播的领域看，当前中国政府做了两次系统性的努力。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房地产商的两次开盘。1988年，外文局段连城老师出版《对外传播研究初探》一书，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10年后，以中国外文局牵头，通过系统翻译中国的党政和领导人思想著作，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中国思想的努力，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国际/跨文化传播的第一次开盘。20年之后，这些早年从事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的人惊讶地发现：这样的开盘已经走到了谷底。随着宣传理念的改变，外宣的模式也必须要改变。外宣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范式，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样一个更具学理和思想性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展开。2006年，我国举办了首届跨文化传播论坛，但遗憾的是没能持续下去。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当时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解缺少理论和现实的支撑。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跨文化传播的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8年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推行了两个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年规划。大家可以回想，在新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上，能够以国家五年规划工程推动的领域其实并不很多，但国际传播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第一期工程2008年到2013年，工程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在一百多个国家用43种语言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BBC目前也只有二十几种语言，这正是以中国政府面目出现的在对外宣传、在跨文化或者国际传播历史上第二次开盘。但是可惜的是，中国政府的第二次开盘开始的时候有些“高开低走”，近来才开始回升。政府声音喊得很高，但市场反应并不强烈。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视角看，五年计划是政府第二次开盘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向全球范围内发起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构重塑中国形象的时代已经到来。换句话说，在座的从事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各位学者，在我们这个学科历经三十多年的寂寞后，终于通过国际传播这样一个突破口，释放出巨大的潜能。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像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通过认识现状而得的。我想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以强化巩固这种认识，也让我们更清楚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以及以后该做些什么，这不失为学术上的一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