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内容提要：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我认为“理论自觉”很重要，也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想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100872

　　1979年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30年来经过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取到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形成了或初步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产生了一批中国特色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自成体系的社会学基本教材。30年来中国社会学已经在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上，诸如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等问题上，从不成熟、不甚成熟到日趋成熟、更加成熟；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上述的成熟过程还在继续，不会终结，而且新老问题交织、各种挑战并存，有待于我们去应对，不能松懈。这两个方面，在2008年出版的几本总结和纪念中国社会学30年的著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展示和说明。这些著作中有代表性是：郑杭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 ；李强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我认为“理论自觉”很重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要谈“理论自觉”，离不开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离不开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本文就从这里切入。

　　一、“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

　　与“文化”这个大概念相比，“理论”是一个小概念、次级概念。理论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对文化的某种提炼提升。因此，“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特别是一种与各门学科及其成熟度有关的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得承认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在一般意义上讲，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是有很强启示意义的。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的。此后费先生多次论述“文化自觉”，不断强调“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是费老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在费老《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文章中，有一段关于“文化自觉”总结性的、多次提到的话，特别值得好好领会：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为把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

　　首先，关于“文化自觉”定义和含义。费老的定义是：“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又说：“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其次，关于“文化自觉”的使命。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双重使命：一是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他说：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不够或者缺乏。

　　第三，关于“文化自觉”的目标。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要达到的两个目标，即自主能力的加强和自主地位的取得。他说：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这两个自主，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关于“文化自觉”的艰巨性。为什么费老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体会，这主要是指要做到上述“自知之明”，完成双重使命，实现两个目标，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要与它平等对话，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不是一个平坦的、风平浪静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西方强势文化中解放出来、正确地定位自己的艰巨过程。我们看到，费老在讲“文化自觉”时，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别是出发点的不同：西方文化是“天人对立”；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以及先辈们面对强势文化为保存中华文化而作的种种努力。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只有从历史造成的西方强势文化和强势社会学理论解放出来，以我为主，学会对它们的借鉴，即学习它们的精华之处和精华之处中的适合中国之处，而不是对它们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第五，关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以及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费老这样说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我感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 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者对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 所以我到了耄老之年, 还要呼吁“文化自觉”,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些语重心长、饱含紧迫感的话，可以说是费老在总结毕生经验基础上而发出的呼吁。而费老说的“用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则是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这里所谓“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自己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样，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在一般意义上说，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这是一方面，但同时，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特殊表现和特殊要求。我们必须着重说明这个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