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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边界的多元化 ——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2018年12月18日 11: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折晓叶 字号
关键词:村庄;利益;村民;合作;多元化;土地;乡村工业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文化

内容摘要:目前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相当数量的超级村庄,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村庄边界”的概念和村庄边界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对超级村庄中出现的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存在,二者既相互冲突、又共生共荣的现象进行讨论,进而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外来人口向超级村庄的集中,并不意味着这些村庄自己的人口便绝对固定于村庄。村籍制度是经济发达地区村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是单个村庄超前发展,与其他村庄之间形成巨大差别后进行自我保护和加强利益控制的一种制度,也是巩固地缘关系的制度化形式。

关键词:村庄;利益;村民;合作;多元化;土地;乡村工业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文化

作者简介:

  目前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相当数量的超级村庄, 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村庄边界”的概念和村庄边界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对超级村庄中出现的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存在,二者既相互冲突、又共生共荣的现象进行讨论,进而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从如下两个意义上使用“村庄边界”概念:一是村庄与外界之间的疆域性界线;二是村庄主要事物和活动的非疆域性边缘。边界的多元化,则指村庄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互相依存的边界构成,它们反映出村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范围分化的程度。

  本文研究的是那些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率先发展的“超级村庄”,这类村庄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它们代表着中国农村发展的两种不同模式——东部长江三角洲的村庄始终“坚持集体经济”,保留着集体组织的完整性;而南部珠江三角洲的村庄,则大都经历了集体经济彻底分散化、村组织解体,而后又重新组织起来的过程。此外,本文涉及的“超级村庄”发生在行政村这个层级上。这些村庄的资料是笔者在1993年和1995年经过实地调查取得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散化的农民开始直接进入村域外的市场环境。随之,在大多数的中国村庄里,村社会的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被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则趋于解体。

  长江三角洲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庄已有相当的集体积累,村组织也实力在握,因此只将土地分田到户,农业实行分散经营,集体积累仍然聚而不散,从而成为以后发展村办工业的基础。但此时“集体”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80年代初期和中期以后,在乡村工业化的推动下,珠江三角洲的农民经过数年的分散经营之后,又重新在村域内组织起来,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举办工业,发展协作和合作组织,形成新的联合趋势。与之相伴随的是,村社会特别是以后发展成为超级村庄的村社会也发生了再组织的过程。

  村庄的边界原本就是多元的,只不过各种边界原来重合的程度很高,并不具有分化的意义。村庄的多元边界代表着村庄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同组织和范围,它们相互重叠的程度有限,其间必定存在整合上的真空区。不过,中国村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传统组织与现代产业组织却有很高的整合性,村庄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分类角色——“党委或支部书记—董事长”、“村长—总经理”(在单一家族的村庄中他们还可能是族家长),便成了联结和协调各系统的平衡点。

  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超级村庄的经济活动不再受行政边界的制约,而是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遵循市场的原则,通过契约来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结构像一个网络,以村办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多冠以“集团总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则多称作“股份总公司”)为中心,与其他各类有关的市场主体建立平等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超级村庄的村办公司已经不是一个以本社区为边界的封闭型的经济组织,而往往包括了村域外的经济合作伙伴或投资入股者,同时,它自己也往往是其他公司的合作者或投资者,它的经济网络的边界已经是开放的。具体来说,其开放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和所有权的扩展。经过再组的村庄,成为一个吸纳和接受外来资金和工业的开放地区。请工业和资金入村,打破了村庄以往自给经济和公社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封闭性,村庄经济开始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当村庄的经济实力足以使自有资本向外输出时,村办公司便大跨步地走出村域,向一切可以进入的经济领域扩展。这种经济上的扩展不仅是跨地域的,而且是跨行政边界、城乡边界和所有制边界的。不仅如此,这种经济上的扩展也促使村庄股份公司的产权开始向多元化的结构变革,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第二,土地租赁和村庄承包与兼并。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土地短缺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村庄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使土地的合理流转成为必然。土地租赁是其中最为普遍的形式。较之租赁土地进一步的是“承包”村庄。但两村的行政范围和村界仍然具有法定的界限。而更进一步的方式即村庄兼并则使这种法定的界限失去了意义。

  土地租赁和村庄承包,无疑使村庄传统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因为伴随土地流转的是劳力、人才和资金向超级村庄的集中,因而人们的谋生、乐生和发展亦随之向超级村庄集中。村庄兼并则使这种新型的关系进一步合法化和固定化。不过,村庄兼并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过程,涉及农民和村庄的“根基”。我们至今看到的自愿并村的事实还只发生在两个发展水平十分悬殊的村庄之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庄经济边界开放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第三,人力资源的流入和流出。伴随村庄经济扩张的另外一个过程,是人力资源向超级村庄的集中。进入这类村庄的主要有进厂做工的工人和进入公司企业的科技管理人员,他们都与村庄建有劳动契约关系,进入的数量则因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类型而异。随着超级村庄的经济网络向内地和边远地区的深入,他们很可能成为家乡和这些村庄之间扩展经济联系的牵线人。

  外来人口向超级村庄的集中,并不意味着这些村庄自己的人口便绝对固定于村庄。一般来说,超级村庄村民的收入大多高于城市,但这些利益是不能随着村民的流动而带出村庄的,因此,外出谋生的人很少。

作者简介

姓名:折晓叶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职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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