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作为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牡丹以其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而被称为“花王”。

　　一提起牡丹，人们往往和洛阳联系在一起。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牡丹甲天下”之名由来已久，究其原因，当与洛阳牡丹悠久的栽培历史、丰富的花色品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盛大的花事活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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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在古代有多种名称，如鼠姑、鹿非、白茸、木勺药、百两金等。秦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安期生认为“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服炼法》）目前，牡丹名称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早期的医简上，已有牡丹入药的记载。明代李时珍对牡丹及其别名记述甚详，他认为“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本草纲目》）。这也许是对牡丹名称较为准确的概括。

　　追溯牡丹的历史，可以发现牡丹在原始社会就已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并反映到先民们的生活用品上。在甘肃兰州和广河出土的彩陶罐上，就有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绘制的类似单瓣牡丹花和多瓣牡丹花纹。然而，“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关于牡丹的栽培和观赏在汉代之前，有史料记载的很少，之后渐渐多了起来。宋虞汝明《古琴疏》中载:“帝相元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伯植芍药于后苑。”帝相是夏代的第五个君主，那时他已在自己的后花园种植有牡丹，由此推来，人们爱牡丹或将其植入园圃的历史已有五千年。

　　洛阳是牡丹最主要的发祥地，古代洛阳四周的邙山、锦屏山、万安山等，野生牡丹广泛分布。洛阳牡丹的人工栽培始于隋代，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洛阳名园的毁夷，以河洛为中心的牡丹外传，又形成了杭州、陈州（今河南淮阳）、天彭（今四川）、毫州（今安徽）、思恩（广西）、曹州(今山东荷泽)、临夏（甘肃）、和江苏盐城、无锡等地牡丹栽培的兴盛，这种传播反映在一系列记述牡丹的谱记中。

　　宋陆游《天彭牡丹谱》在记述天彭牡丹的同时，对洛阳牡丹也多有记载，其开篇伊始，就写道：“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道出洛阳牡丹的地位。又记叙了洛阳牡丹传入天彭的经过，“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盏，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昆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宋胡元质《牡丹谱》则记载，彭州花农利用当地的单叶花作母本，以洛阳的千叶花嫁接培育出名品。“多取单叶花木，以千叶花接之。千叶花来自洛京，土人谓之京花”。元姚燧《序牡丹》叙述作者三十馀年间六见牡丹的情况，文中对洛阳牡丹多有涉及。明王世懋《学圃杂疏》中关于牡丹的栽培，是作者亲自于澹园栽培的总结，故价值极高，他对洛阳牡丹移植江南的状况进行了总结，“牡丹本出中州，江阴人能以芍药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种幻出，余澹园中绝盛，遂冠一州。”他还希望“当于中州购得黄楼子，一生便无馀憾。”这些史料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洛阳是中国牡丹的第一个栽培中心。

　　此外，《陈州牡丹记》、《牡丹谱》、《曹州牡丹谱》等谱记在记述牡丹种植（包括接花、种花、医花等技术）、品种、颜色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本地牡丹与洛阳牡丹的渊源关系，足见洛阳牡丹的传播和影响。今天，洛阳牡丹更传到日本、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荷兰、南非、澳大利亚等，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