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 世纪是龙门石窟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百年。洞窟文化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果丰硕。学术专题研究涉及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艺术史、佛教史、考古学、环境文化学、技术研究等不同领域。对未来龙门石窟的研究, 应建立科学化的资料系统, 加强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2000 年11 月30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龙门石窟入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一历史文化遗存内在资质及其资源价值最具权威的确认。国际社会对龙门石窟文化层位的评价, 反映了20 世纪人类文化视野不断拓展的时代特征, 体现了人类自身日益关注既往历史信息的科学意识。

　　不过, 国际社会对龙门石窟文化价值的认知,从根本原因上看, 完全得益于百多年来中外学术界对龙门佛教文化遗存学术成果的公布和宣传,这就促使人们对百年以降中外学人研究龙门宗教遗迹的学术活动作出历史的回顾, 从而揭示出东方学术事业与当代国际文化认知体系同步发展的历史轨迹。

　　考龙门学术之滥觞, 开端于两宋金石之学的曳引。其中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之纂辑, 则尤为中国学林之萃宝。继后, 若王昶《金石萃编》、张星衍《寰宇访碑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等, 实清季以降中国学人锐意稽古之流波。

　　然而, 近代意义上的龙门文物之学术, 则始于1899 年法国学者鲁勃兰斯伊阙调查及其学术成果的公布。百年龙门学术之大观, 始有斑斑波澜之流痕。自此以下, 略陈龙门近代学术之梗概。

　　一、洞窟文化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从学术上较早注意到龙门石窟重大文化价值的, 是西欧、东洋一批从事佛教艺术遗迹考古的专家。本世纪初叶以来, 他们率先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田野调查与资料的结集。上述国际学者中, 最具代表性的有法国的鲁勃兰斯·兰格、沙畹, 瑞典的阿斯瓦德·西兰, 日本的伊东、冢本、平子、关野贞、常盘大定、泽村、岩田、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他们的报告或著作分别见于《亚细亚学报》、《华北考古图谱》、《支那雕刻》、《东洋学艺杂志》、《支那美术史》、《支那佛教史迹》、《龙门石窟的研究》等, 均为东方学界了解龙门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此期间, 又有中国学者致力于龙门石窟文物资料的收集。如原河南博物馆的关马益氏, 集多年寻访踏察之结晶, 于1935 年出版了一部专门的图籍———《伊阙石刻图表》。这部专著以龙门石刻造像和碑刻题记为选材主体, 编纂了龙门石窟遭受社会性损坏以前的大量宝贵的图像和拓片。为了观览检阅的便利, 该书又为读者排比了造像题记的编年序列。

　　1953 年, 人民政府在龙门石窟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60 年代, 北京大学历史系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会同龙门文物保管所对龙门石窟一些主要洞窟进行了考古学测绘并对两山窟龛试行分区编号, 这是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对龙门石窟进行的资料性工作实践。20 世纪70 年代, 龙门文物保管所对龙门东西两山的碑刻题记进行了普察和拓印。在当时的条件下, 共收集、拓印碑刻题记2780 品, 其中包括702 品刻有绝对纪年的题记, 这为相关造像的形制特征提供了年代学标尺。与此同时, 洛阳市建筑设计部门测绘了1/200 的龙门西山立面图。80 年代中期, 龙门文物保管所邀请解放军某部对龙门东西两山三十余个重要洞窟的地质病害进行了调查记录, 从而为80 年代后期以来上述洞窟的病害治理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嗣后, 龙门文物保管所委托解放军测绘学院对宾阳中洞、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进行近景摄影测绘, 分别取得了1/10 和1/25 的立面图纸。1986 年, 龙门文物保管所从国家测绘部门购入了1/2000 的彩红航空片。80 年代龙门石窟资料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收获, 是该所研究人员系统地普查记录了东西两山的碑刻题记。此间查明, 龙门石窟现存各类碑记为3126 品, 足可为今后研究龙门石窟的历史内涵提供珍贵的文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