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音乐文化由广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等主要音乐版块整合而成。渊源深厚的地方性和兼采博取的开放性，使其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华“国乐”象征之一。岭南器乐从20世纪初开始输出到世界各地，吕文成、刘天一、罗九香、苏文贤、饶丛举、甘尚时、黄日进、饶宁新、何王保、余其伟等大家的弘扬传播，提高了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岭南歌乐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由张振坤、汤明哲、周天和、余耀南、徐秋菊等歌手向全球传播，成为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深沉乡音。岭南戏乐包括粤剧、潮剧、广东汉剧、雷剧、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等剧种，先有薛觉先、马师曾、桂名扬、白驹荣、任剑辉、白雪仙，后有红线女、龙剑笙、梁美珍、李仙花、吕维平等各路名家表演的名剧名曲，成为世界华裔及粤港澳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岭南舞乐精彩纷呈，如佛山狮舞乐，承载着中国南方武术之精髓；揭阳英歌舞乐，演绎着华夏“仁义礼智信”之精华；瑶族长鼓舞乐，传递着中华民族“盘古开天地”之恢宏气势；岭南古琴，蕴含着自明代大儒陈献章、诗人邝露一脉相承的岭南文人血脉，经古琴大家杨新伦精进教习，至当代国家级传人谢导秀勤勉传承，百千弟子如今在岭南已自成一系。

　　广府音乐的本体结构及特质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音乐文物。例如，钮钟、甬钟、青铜句鑃、髹漆木琴、髹漆木瑟、铜提筒、石编磬等“礼乐”器物，铜铎、铃形器、髹漆木琴、髹漆木瑟、扁圆响器、玉舞人等“房中乐”器物，南汉陈用拙的《大唐正声琴籍》十卷、明清黄佐的《乐典序》《审乐第六》及陈澧的《声律通考》《琴谱律》《箫谱》等曲谱琴谱。这些文物展现了广府音乐的辉煌历史。而广府音乐本体结构，在近现代则由粤乐、粤曲、粤剧和民歌民谣的精华所建构。

　　粤乐。20世纪初由何博众的《雨打芭蕉》《饿马摇铃》、严老烈的《旱天雷》《连环扣》等编创曲开创；理论基础由丘鹤俦编著的《弦歌必读》《琴学新编》等文献奠定；成熟经典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七星伴月》、丘鹤俦的《娱乐升平》、吕文成的《平湖秋月》《步步高》、尹自重的《朝天子》、何大傻的《孔雀开屏》、何浪萍的《双飞燕》、陈德钜的《西江月》、黄锦培的《月圆曲》、易剑泉的《鸟投林》等名曲。

　　粤曲，即粤方言曲艺。八音班、师娘、女伶和茶座等行业的竞争，催生了粤曲唱功必需的精致奇巧。粤曲内容有来自中原昆曲、高腔、吹腔等填词的梆子、二黄、牌子，源于本地龙舟、木鱼、南音、粤讴的说唱。《客途秋恨》《百里奚会妻》《黛玉葬花》《夜战马超》《荔枝颂》《禅院钟声》《牡丹亭》等经典曲目声名远播海内外。

　　粤剧。关于粤剧的形成，粤剧研究专家莫汝城认为，明嘉靖至清雍正年间，本地班接受外来弋、昆、梆声腔；清乾隆至嘉庆、道光年间，本地班逐渐形成本土腔；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本地班立梆簧为主体声腔，以取代外地班；新中国成立前，道白官话改白话，全男班改男女合班，广场表演进剧场，并完成外来腔与本土腔融合的“综合腔”再造。经典剧目有《三娘教子》《四郎探母》《黛玉葬花》《苏武牧羊》《宝莲灯》《柳毅传书》《帝女花》《紫钗记》《红楼梦》《窦娥冤》，以及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梁祝》等。

　　民歌民谣。广东民间音乐家莫日芬认为，民歌民谣包括劳动号子、咸水歌、木鱼歌、山歌、小曲、舞歌、婚丧歌、节令歌和儿歌，题材广泛、内容生动。

　　潮州音乐的本体结构及特质

　　潮州行政辖区记载始于秦末汉初，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隋代义安郡改名为潮州，自此潮州成为粤东和闽南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韵犹存的方言、精雕细琢的刺绣木雕、高洁典雅的工夫茶、饱含中原遗韵的音乐及古朴民俗，都展现了潮州文化的风采。

　　据英国剑桥大学音乐系学者张曦介绍，潮州音乐本体结构可分为两种。一是星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天国按照乐种与形式进行的混合分类，如图1。二是曾任广东民族乐团团长的余亦文按照乐种进行的分类，如图2。

　　两大分类呈现的本体特质值得研究。潮州人将乐谱称作“弦诗”，这是因为华夏古乐概念本就是诗、歌、舞三位一体。弦诗《昭君怨》《凤求凰》等与唐大曲一脉相承；潮州庙堂乐并非纯粹的宗教乐，而是佛俗特点共存；潮州歌册脱胎于弹词，但汇融本土腔形成了浓郁的新歌风；潮剧的音乐优美又富于艺术表现力。还有喜庆的营锣鼓、勇武的英歌舞、纯真的双咬鹅舞、磅礴的蜈蚣舞，以及张弛有致的鳌鱼舞、壮观的骆驼舞、活泼的狮子舞及舞乐，也都与潮州宗祠文化联系紧密，具有增强族群认同之功。

■图1           作者/供图

■图2           作者/供图

　　客家音乐的本体结构及特质

　　客家民系是以南迁汉民为主体，融合闽、粤、赣边民及其他移民形成的汉民系。该民系杂糅了中原与客家人迁徙途中各地的文化特质，包括重礼节、敬神佛、崇祖先和寻根意识、孝亲尊老、出官求仕、崇文重教等观念。这些观念与梅州围龙屋、永定土楼、盐焗鸡、家酿米酒、酿豆腐、缀边大襟衫、虎头帽、绣花鞋等符号一同构成了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渊源颇深之风情。

　　客家山歌的歌词尤讲韵律句法，以七言四句成段，一、二、四句尾字要同韵平声，第三句尾字需别韵仄声，明显受唐诗格律影响；先秦民歌“赋、比、兴、双关、重叠”手法和南北朝乐府民歌风，在客家山歌中大量可见。抒情山歌、叙事山歌、习俗山歌、尾驳歌、逞歌、虚玄歌、拆字山歌、叠字山歌等是山歌擂台对歌的常用类型，歌腔以松口山歌、石马山歌、罗岗山歌、长潭山歌尤为著名。

　　广东汉乐以和弦索、清乐、锣鼓吹、中军班及庙堂乐最为著名。和弦索是以头弦为主的丝竹合奏；清乐风格儒雅，是筝、椰胡与箫的丝竹三重奏；锣鼓吹是以唢呐为主的吹打乐；中军班是民俗仪仗乐；庙堂乐为宗教法事吹打乐。丝竹乐亦分硬线、软线两种调式，二者可相互转换，转换规则与秦腔欢音、苦音转换相同，这表明其与中原音乐渊源颇深。丝竹乐经典曲目有《出水莲》《蕉窗夜雨》《昭君怨》《崖山哀》《妆台秋思》《双声恨》《平湖秋月》《熏风曲》《怀古》等600余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的器乐宝库。

　　客家戏剧包括广东汉剧、提线木偶戏、山歌剧和采茶戏。广东汉剧原称“外江戏”，1956年定名为广东汉剧以别于湖北汉剧。广东汉剧以皮簧声腔为主，夹以昆曲、小调和少量梆曲。提线木偶戏始于汉唐盛于宋代，唱腔也以皮簧为主，兼及采茶、山歌小调。山歌剧于20世纪中叶初现，唱腔由山歌、五句板和小调组成，伴奏分“短串”“专用曲”和“锣鼓”。采茶戏从赣南民间歌舞发展而来，由生、旦、丑组成“三脚班”，表演程式有扇子花、手巾花等，灯腔、茶腔、路调和杂调是主要唱腔。

　　客家曲艺有竹板歌、方言快板；民间舞蹈有狮舞、龙舞、船灯、马灯、鲤鱼灯、舞春牛、佛教舞蹈；民间歌谣有仪式歌、童谣。

　　少数民族音乐的本体结构及特质

　　岭南世居有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目前在岭南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已达55个，其传承发展的乐舞艺术，同样是岭南音乐文化的重要一脉。岭南世居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源于古越族。有7000余年历史的河姆渡骨哨是古越族最早的乐器。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中的大量铜鼓、羊角钮钟、无钮钟和祭祀乐舞，揭示了古越族乐舞之兴盛。西周越族大铙与中原青铜乐钟、甬钟同时传入岭南并促成越式甬钟的产生，与骆越礼器羊角钮钟，以及镈钟、铎、錞于、钲、铃、铜鼓、铜钟、铜锣、革鼓、竹笛、筑、十二弦乐器等，共同呈现出古越族礼乐规模。近现代岭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本体结构，含歌乐、器乐和仪式乐舞。

　　歌乐包括叙事歌、民歌和多声部民歌。叙事歌是各族“创世史诗”的载体。例如，壮族《布洛陀》、侗族《嘎锦》、苗族《戏罗诺》、瑶族《密洛陀》、畲族《高皇歌》、仫佬族《古条歌》、黎族《祖先歌》。叙事歌娓娓低吟的依字行腔，具吟诵特点。民歌的形态分三音列、四音列和五音列。民族音乐学家吴霜将三音列民歌分出四种框架；四音列民歌又分“五度四音列”和“六度四音列”；五音列民歌由“六度四音列”发展而来。例如，“优嗨歌”“唱畲歌”“砍柴调”。多声部民歌，以名扬海内外的“侗族大歌”“壮族嘹歌”为代表。两两对唱与集体合唱是其主要形式，和音形态为两到三个声部的自然和声支声型，变化手法多以“加花”装饰。

　　岭南少数民族乐器分气鸣、弦鸣、体鸣和膜鸣四类，与国际乐器分类接轨，但音乐与民俗的交融关系揭示了民族文化特质。壮族的气鸣乐器“波咧”红白喜事都演奏，常用曲牌有《花凤舞曲》《悲调》等；弦鸣乐器“天琴”是祭天仪式专用乐器，乐曲含“弹天”“唱天”“跳天”等；铜鼓是体鸣乐器代表，是重大民俗活动之重器，成套时能因鼓点花样奏出多声部，如白裤瑶铜鼓队；瑶族膜鸣乐器长鼓，是歌颂盘古开天辟地的宏大仪式“耍歌堂”的核心乐器，八套长鼓舞点表达了全民庆典的无比欢腾。

　　岭南少数民族仪式众多，包括生产仪式，如祭蚂拐、游神、求花；人生礼仪，如成年礼、婚礼、葬礼；祖先崇拜仪式，如祭布洛陀、还盘王愿；驱邪仪式，如春祈秋报、芒篙节。仪式始终伴随乐舞，用乐器、歌唱、吟诵、舞蹈与法器演绎程式。仪式中的音乐因与经文结合而富有叙事性，乐器因赋驱邪功能而成为法器，主持者随仪式音乐起舞，希望以歌诵和肢体动作打通人神关系以求吉纳祥，百姓也通过仪式乐舞得到教化，民族传统因仪式演绎获得传承，仪式乐舞因有文化传承功能而世代历久弥新。

　　优秀的民俗凝结着人们世代传承的智慧和艺术结晶，是一个民系或族群的人文精神传承千年的历史沉淀。从“传统—民俗—仪式—音乐”的内在关系，认知和阐释中国地方音乐知识体系的人文传承，是运用人类学解读音乐文化的核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全国各族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之势，对于岭南学者而言，系统阐释和传播岭南音乐本体结构及其文化特质，是当前重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