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在2014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现场，一款名为Actroid-F的智能机器人实现了与人类“无障碍沟通”。可以想象，在未来某一天，人们都可能拥有一个机器人助理，享受周到的服务。

　　然而，一些研究者将对电子设备或应用程序的依赖，称作“科技成瘾症”。有报告提出，2015年将成为“反科技年”，人们将开始抛弃电子设备、社交网站及其他科技产品，转而追求简单的生活。尽管这种反思有一定合理性，但有学者认为，这种“反科技”呼吁走向了极端。如何辩证、理性地认识科技的作用？我们是否将走向“反科技”时代？

　　“反科技”并不能回归“简单生活”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教授肖峰看来，科学技术给我们创造了新的器物世界，也把我们领进新的观念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全球实践中的影响，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国豫告诉记者。

　　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带来的生存焦虑引发人们的反思。近年来不断有群体呼吁远离电子产品和网络。王国豫说，这反映出人们希望摆脱科技的控制，回归简单的生活，重新找回自主与自由。

　　“反科技”就能将人们带回理想的“简单生活”？肖峰表示怀疑，他告诉记者，在现代世界，技术已经构成了人的基本处境，这是不可逆的。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马来平认为，20世纪后，“反科技”思潮在西方的抬头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它源于对科学消极作用乃至对科学理性的省思，本有一定合理性，但一些人走向了极端，站到了科学和理性的对立面。在王国豫看来，主张“反科技”的人实质上与崇拜科技的人一样，都是把科技或者说科技产品神化了。

　　以辩证的科技伦理对待科技启蒙

　　如何扬科技之长又避其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科技本质的认识。马来平认为，科技成果带来的消极作用引起人们的反思，也必然引起科学家对解决其消极作用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发展。

　　王国豫介绍说，科技伦理以对科技的目的、手段、应用范围以及科技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反思为宗旨。这一理论旨在寻找和构建负责任地发展科学技术的伦理框架，而不是简单地“反科技”或主张抛弃科技产品。

　　如何与科技共处？王国豫认为，重要的不是抛弃科技产品和电子设备，更不能“反科技”，而是要正确认识科技的作用及其限度，使人们摆脱恐惧。

　　肖峰则提出，面对当今科技革命，较为“合情合理”的态度应是“宏观肯定”与“微观苛求”的结合。前者是对当代科技的一种总体积极态度，看到当代信息技术拓宽了人的实践领域、造就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提供更充足的物质产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传播方式和信息文化成果等；后者表达的是要用严格的“人的尺度”去主导新产品的设计，去考究、审视新技术的问世和推广。

　　在受访学者看来，人文学者对现代科技进行人文思考、对其提出更高的人性化要求时，也是一种科技的“社会建构”过程，去探寻高科技与人文结合的各种可能性，使得信息时代的技术及其产品不仅是物质材料或科学知识建构起来的，也是良好的人文条件塑造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