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教义学的误解经常从“法条主义”这个概念开始。在历史上，法条主义确曾是概念法学进入到法典化时代之后的继承者。它主张法条穷尽了法律的全部内涵，也构成了法律裁判的唯一依据。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将事实涵摄于法条之下，即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结论的过程。但今天的法教义学者早已不再认为法律体系是个闭合的系统，也承认规范时常出现空缺、矛盾、言不及义、言过其义等缺陷，这些都需要根据特定方法加以弥补，弥补时运用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不仅需要，而且必要。所以，法教义学并非不关注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而是致力于将它们“教义化”和“类型化”，以便省却今后裁判的论证负担。教义当然并非绝对，它保留了在特殊案情中被新知识和新评价所挑战的可能。所以，将社会科学带进法教义学的领域，无论就理论模式或社会事实样态而言都是可能的。20世纪初自由法运动的先驱、德国法学家康特罗维茨早就一语道破：“没有社会学的教义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教义学的社会学是盲目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在这里的分歧（如果存在的话）只是个“名分之争”：社科知识是社科法学的专有物或是可以为法教义学所包容。因此，对于法教义学封闭性的批评至少是个“打击错误”。两者真正的区别并不在此，而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在裁判理论上，法教义学坚持三个基本主张：（1）法教义学反对摆脱“法律约束”的要求，主张法律（规范）对于司法裁判的约束作用。社科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往往决定不了裁判结果，它无非是对判决事后的正当化而已，真正能对案件裁判起作用的是法外因素。法教义学则主张区分法的发现与法的证立，认为判决实际上如何产生并不那么重要，如何组织论证说理、产生为裁判活动的参与者与受众所能接受的结论，才是司法裁判所应关注的重心。（2）法教义学反对过度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主张司法裁判的法律（规范）属性。社科法学者主张，法律是不确定的，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含义，法官往往需要依赖社会因素进行说理论证，在疑难案件中尤其如此。法教义学承认法律的不确定，但同时主张这并不影响司法裁判的法律属性。司法裁判发生于法律论证的场域，法律论证特有的要求与规则使得疑难案件的抉择同样具备法律性质，无法完全由社会因素来决定。社会因素的确发挥着“裁判理由”的作用，但只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被运用，法律制度才能作为“裁判依据”。（3）法教义学反对轻视规范文义的倾向，主张认真对待文本本身。包括社科法学在内的当代主流观点认为，法律不仅仅是文义的体系，更是目的的体系；司法裁判活动并非僵化适用规则文义的过程，更应是一个发掘和主张目的和价值的过程。法教义学认可这种观点的同时也主张，规则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恰恰系于它的语词而不是目的。重视规则的语词并不意味着忽视目的和价值，相反，认真对待文本恰恰是追求另一类价值的体现，即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价值。总之，在裁判理论上，法教义学主张法律规范的主体性，反对将法律规范降低为与别的因素相同的地位。它并不反对将法外因素引入法律论证之中，但是它主张裁判对这些因素的吸纳都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将后者作为证立裁判结论的依据和框架。简言之，法教义学主张“认真对待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