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尤其从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前后，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报刊媒体中出现和流行，成为构筑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源自西方的群众理论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开始了一番非同寻常的“理论旅行”，与“群众”相关的概念和理论逐渐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知识仓库”，成为各界人士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

　　“群众”概念的中西源流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群众”一词大致有以下几种用法：一是普通民众，或指一般人，或指群臣，或指多数人，这是最常见的用法。二是供君主役使之民众，这种用法强调普通民众作为被统治者的身份，但在传统君主制的语境中并无明显贬义。三是不明真相、易受蛊惑与驱策之民众。四是非法聚集、抗命反叛、肆意破坏之民众。

　　“群众”在英语中的对应词有mass、crowd、mob等，其中mass较为常用。据威廉斯考察，mass一词从15世纪起就被广泛采用，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asse和拉丁文massa，意指可以被用来铸造的一堆材料，从中演变出大量的、浓密的、集合的、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之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众理论。勒庞等人开创的群众心理学，勾勒了一副令人沮丧甚至惊恐不安的群众面孔。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民群众和他们所构成的民族、阶级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20世纪初，群众心理学和唯物史观先后传入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很快被视为群众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标志，群众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此背景下，“群众心理”和“群众运动”两种话语分别迎合了精英与大众、保守者与激进者、统治者与革命者的不同观感和期待，迅速流行起来并相互碰撞，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群众”景观。

　　群众心理的话语表述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此为勒庞著作较早的中文译介。1918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勒庞的《革命心理》（1918）、《群众心理学》（1920）、《政治心理》（1921）、《意见与信仰》（1922）、《世界之纷乱》（1930）等著作的完整中译本。“五四”以后，勒庞后继者如罗斯等人关于群众心理的论著，也被陆续译介到中国。直到40年代，勒庞等人的著作和学说在中国政学各界一直广为流传。

　　在翻译、介绍西人著述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究群众心理，其刊勒成书者，既有学者论著，如陈东原《群众心理ABC》（世界书局1929年版），也有训练班讲义，如张九如编《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国民党所办的许多党政训练班、军事训练班中，“群众心理”都在讲授科目之列。这些著作体例不一、详略有别，但内容大致未逾西方群众心理学所探讨的范围，不外群众心理之特征、群众情感之特质、领导群众之策略等。不同的是，加入了对中国政治局势和群众特性的分析。在各种训练班中讲授的群众心理课程，更将如何掌握群众心理、如何控制和领导群众作为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