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出了部署。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治国理政论述的重要体现，是完善国家行政体制、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劲动力。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就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进行系统阐述，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为正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关系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些重要论述，一以贯之体现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发挥两个积极性作出进一步要求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开辟了国家治理的新境界。

　　纵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从搞好国有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无不体现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基本要求。正是由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持续改进宏观调控，发挥两个积极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应对各方面重大风险挑战，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在有些方面还没有完全理顺，科学把握“统”与“分”、“放”与“管”、“条”与“块”、“块”与“块”、“事”与“财”、“权”与“责”还不够到位。这些都迫切需要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加快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