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件放到大历史中考察，不外有两种命运：要么变得很渺小，要么变得很伟大。我们所要考察的协商民主的命运应该是后者。比较20世纪与21世纪中国民主的发展，人们会发现，如果开启20世纪中国民主发展的关键词是“共和”，那么开启21世纪中国民主发展的关键词则是“协商”。不论在中国的语境中，还是在西方的语境中，这两个词之间都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这多少表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虽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起伏与转折，但其所承载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却始终没变，这就是：如何使一个古老帝国成功地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这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政治工程。它在20世纪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在21世纪，它的创造性突破就是全面开启协商民主，为人民民主确立了有效实现形式。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创造。

　　一、共和民主与国家转型

　　考察古代中国政治与考察现代中国政治的视角是完全颠倒的，前者是从下往上看，因为，古代的中华帝国是从家成长起来的，犹如现代的美国是从乡镇发展起来的一样；而面对现代中国政治，我们的视角则必须是从上往下看的，因为，现代中国政治不仅是因为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革命而形成的，更是因为传统帝国体系被现代化冲毁之后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政治首先不是社会革命催生的，而是政治革命催生的。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将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实践上升为国家政治的制度形态；而是如何给传统的中国社会安上一个现代的政治体系，使其在帝国体系解体之后依然能够维系在大一统的共同体之中。于是，中国现代政治就从政体选择开始。

　　然而，命中注定这种政体选择是极其无奈的选择：不能不选择，但又不知选何为好。作为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急先锋的梁启超为中国选择现代政体耗了半辈子心血，不仅反思古今中外，而且遍访欧美；不仅殚精竭虑谋划，而且亲自上阵变法。到最后，面对辛亥革命摧毁的帝国体系，他无可奈何两手一摊地说道：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其实，从根本上，这种无奈并非源于对现代政体认识不深，而是源于要用现代政体去安顿具有千年独立政治传统的帝国的困难。但是，时代的潮流与历史的方向是明晰的，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政治选择：民主化。

　　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对任何国家来说，民主化不仅意味着一种政体选择，而且意味着一种国家重构，即建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以保障人民自由、促进人与社会发展为使命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梁启超的无奈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更多的是从“用”的角度来考虑政体的选择，而没有触及中国这个国家之体。所以，相比较来看，孙中山先生要高明许多，他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从“用”入手，而是从“体”着力，考虑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把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引上了可取的方向：共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