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动能、促进区域协调，以适应和引领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升级既关涉发展动能转换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又直接关联需求结构问题，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大运河沿线区域通过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空间集聚的产业融合、创造需求的产品供给，经过要素集约化、空间集聚化、产业融合化，形成“政府推动-创意驱动-需求拉动”的作用机制，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知识化、高集约化、高附加值化升级。在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文化创意可以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驱动力，产品和市场融合是关键环节，文化认同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

　　[关键词] 大运河沿线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文化产业；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8］07－0150－0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发展动能、区域协调等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动能、促进区域协调，以适应和引领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升级关涉发展动能转换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又直接关联需求结构问题，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

　　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重心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要素高级化、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升级过程，①通常是以创新能力的实践转化和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为驱动力。②但是，发展中经济体难以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自发完成，需要综合考虑现实环境，由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动其实现。③

　　大运河是我国第32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第46处世界遗产，其开凿、畅通、兴盛、衰落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其经济功能的式微与文化价值的彰显，并不意味着大运河除了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意义，就不能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则意味着这些任务目标在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互促共荣的新时代，完全可以通过融合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大运河沿线区域文化产业方面的实践探索具有启示意义。

　　二、大运河沿线区域产业发展概况

　　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省（市）35个城市。大运河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北段联通京津冀，南段贯通长江经济带，是连接国家重大战略的纵贯线。自古至今，大运河既是促进文化交融的廊道，也是连接区域经济的动脉，不仅具有文化价值，也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等多方面担当重要角色。

　　（一）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方式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大运河遗址、遗迹、遗存、遗物需要保护其原始风貌、文化特色和自然生态，但蕴含于物态遗产之中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形式以及沿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产业化使用的文化资源，这也契合了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理念。④大运河是活态的、线性的文化遗产，不能采用单向度的被动性的开发方式，有效策略是生产性保护。在开发过程中，集合创意、科技、资本等要素，将大运河遗产资源转化为兼具大运河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文化产品，既让民众感受到大运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品质，又将大运河文化价值充分融入现实生活。这就要求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衔接。

　　首先，大运河不只是物态遗存，更重要的是隐身于后的“人”，运河的开凿和整修都是因“人”而起、为“人”所用，那些世代生长于大运河沿岸的人们对其拥有特殊的情感需求和表现方式。这正是大运河通过文化产业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基础。其次，在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大运河孕育出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景观，既有河道、码头、船闸、桥梁、堤坝以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⑤又有如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年画、剪纸、彩绘、节庆、庙会、美食、精绣、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再次，大运河文化滋养了众多沿线城市，我国当代很多经济发达城市汇聚于大运河沿线，这些城市文化和景观深深烙刻着大运河印迹，由此所形成的城市文化精神和资源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基础要素，另外，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经济优势也为激发文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创意元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以创造与大运河文化相关的文化产品，更好地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资源，推动大运河文化价值的社会认同并非妄作，而是具有必然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