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9）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每为官一方，都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他的教学思想得益于教学实践，折射出明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趋向。明代中后期，由于庶民阶层的兴起，在文化上更尊重人的个性，更重视“追求那情感丰富的、生意盎然的感情的东西”。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形成不可能不受上述明代文化发展的影响，而他的教学思想也带有时代所赋予的个性化色彩。

　　　以“致良知”为依据，强调“尽吾心”的教学宗旨

　　王阳明的学术和教育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他早年笃信程朱，又曾游心于释老之学。晚年，他把自己的学术宗旨浓缩为“致良知”。虽然“良知即天理”，但与程朱理学单纯强调“理”的普遍性不同，他的“良知”具有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双重性格。这构成他个性化教学思想的深层理论基础。

　　在教学中，他主张培养圣贤，认为教学的目的是“明人伦”。他说：“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他秉承传统儒家以德为本的人才观，认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以培养圣贤为目标，说明他的人才观并没有迈越传统，但这里却有两点能鲜明地呈现出其教学思想的个性化。

　　一是他依据良知学说，对传统的圣贤观进行新的解释。他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他认为“良知”是个体发展的依据，“致良知”则是实现发展的一种“功夫”或过程。“致良知之外无学”，因此“致良知”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成圣成贤的过程。良知人人有，但圣人、贤人和一般人由于对待自身良知的态度不同，因而造成发展上的差异。由于良知的个体性和发展性，在教学中，他尊重每一个学生现有的良知，相信所有学生通过努力都能实现自己的良知。这体现了个性化教学“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理念。

　　二是他从“致良知”出发，强调“尽吾心”的教学宗旨。王阳明反对朱熹“即物而穷理”的格物论，因为明代理学按照朱子“严密理会，铢分毫析”的治学路径，“牛毛茧丝，无不辨析”，出现支离繁琐的弊病。因此，他要提倡一种“简易真切”的工夫，主张一切教学要从“心上做工夫”，认为学生现有的良知是一切教学的出发点。他说：“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真。”他进而提出，“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他把“致良知”的过程也视为“求其心”、“尽其心”的过程，这符合其心学体系和良知学说的内在发展理路。学习不是为了外在工具性的目的，而是为了自身，“求尽吾心以自慊也”。

　　轻视权威，强调“具于吾心”的教学内容

　　《六经》是儒家千古相传的经典教材。在教学内容上，王阳明肯定《六经》是最有价值的教材，并进一步提出：“《六经》之实，具于吾心。”《六经》作为教学内容各有不同的价值，但它们都源于个体的内在自心，是对“吾心”的注解和发明。他对教学内容的论述同样充满了尊重个性的特点。

　　首先，《六经》作为教学内容，源于“吾心”，体现“吾心之常道”。传统观点认为“六经皆史”，六经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僵化文本；或认为六经是圣人的“微言大义”，体现的是圣人之心。王阳明认为《六经》之实源于每个人的自心，而不是圣人的思想专利。这有利于鼓励人们打破对经书的盲目崇拜，重视自身，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他告诫学子不要轻信权威，因为圣人之言未必全对，庸常之语也有金言，是非曲直要经过自心的判断。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其次，教学内容要以满足个性发展为归。学习经书不是死记硬背经书的教条，而是在“心体上用功”，即在“致良知”上用功。经书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调摄此心”，看经书“要在致吾心之良知”。只要有益于学，就可以按照“自心上”的要求来解释经书，达到“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的目的。如果经书不能为个性的发展而发挥作用，读书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