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因而其解释世界的“认识”或“知”，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或“行”的关系问题便具有了极端的重要意义。对于世界的“认识”或“知”有两种：一种是理论性的认识或知，可称之为理论之知或理论智慧；一种是实践性的认识或知，可称之为实践智慧或实践之知。因而，对于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这种实践之知或实践智慧自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认识论话语盛极一时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对知行关系的讨论中，实践智慧概念缺席了。而到了世纪之交实践智慧话语兴起之时，人们却不再关心认识论问题。于是，实践智慧与知行关系问题擦肩而过。但知行关系问题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问题，而实践智慧又被视为马克思实践哲学之关键性概念，那么，将认识或“知”扩展为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两个层面，并将之与知行关系问题关联起来进行讨论，便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应回避的理论任务。

　　认识如何源于实践

　　认识源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原则。但以往在解释这一原则时却由于未意识到实践智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往往流于一种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混合体。关于这一原则，传统的说法是，通过实践，人作为认识主体与客观事物相接触，首先获得感性认识，进而通过理性思维上升到理性认识。但这一类经验主义的说法把知识理解为一种经验积累过程，无法说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从而亦无法摆脱怀疑论的结局。如果我们将实践智慧或实践之知纳入对知行关系的考察之中，则认识如何源于实践的问题将会获得一种新的理解。

　　所谓实践智慧，即一种人对于自身实践的直接意识。这种实践智慧，以亚里士多德之见，不同于单纯指向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它同时包含对个别事物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人是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外界物的，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同时形成了关于这些物的知识。显然，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知识正是一种直接的实践知识，即实践智慧。后来海德格尔亦强调人作为此在对于其“在世”有着一种直接的“领会”，而不待理论思维才能获得知识。这种实践智慧虽然包含着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但却不能将之仅仅归结为感性的东西，而是其中也包含着普遍性的理性因素。如传统社会中的那些关于生活和劳作的种种规则、规范和道德劝诫谚语，便包含着丰富的普遍性的理性内容。在前现代社会中，科学理论尚未产生，因而所谓的知识，主要便是这种实践智慧，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无论如何，实践智慧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其主要局限便是模糊性、非精确性和缺乏普遍必然性，因而有必要上升到一种超越这些局限性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便是理性之知或理论智慧。

　　那么，理论智慧又是如何从实践智慧之中上升而来的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看，这根源于人类基于工具性活动而发展起来的抽象能力和语言符号能力。工具作为人工制品，对于活动的具体对象而言，有一种以“一”驭“多”的特征，即人总是用同一工具对付一类诸多对象。这种以“一”驭“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任何一种工具都是专门用于某类活动的中介，只对活动对象的特定方面发生作用，而不及其余。就此而言，某种工具性活动对于活动的具体对象来说，便是一种抽象的作用，即将对象的特定方面抽象出来加以作用。越是发达的工具体系，其专门性就越突出，从而其抽象性就更加单一。将工具体系中的这种以“一”驭“多”的抽象作用借助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便构成科学思维的雏形。这一点在近代科学的因果观念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这就是科学史家伯特所指出的：近代科学中的机械论因果观念与古代目的论因果观念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显然，正是基于工具性劳动中所特有的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控制的因果关系及抽象作用，人们才进而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世界中普遍性的精确的因果关系，同时，工具性劳动的客观必然性也说明了科学理论的客观必然性。

　　我们看到，说认识源于实践，首先是说实践智慧是人对于自身对象性活动的直接意识，而理论智慧则是经由对于实践智慧的抽象而达成的间接的意识，在其中，实践智慧构成了实践活动与理论智慧之间的中介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