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笔墨文章— —信札写本专场”于11月16日收官。今以当年史语所职员游寿离职一事为例，通过这些信札、手稿，一窥抗战时期学术界生态之一斑。
关键词：抗战;离职;负责;博院;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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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寿作《伐绿萼梅赋》 1945年写本
傅斯年致那廉君信札 一九四六年写本
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于11月16日收官。其中亮相的一组关于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系列信札和手稿颇值得玩味。今以当年史语所职员游寿离职一事为例，通过这些信札、手稿，一窥抗战时期学术界生态之一斑。
1937年11月，傅斯年以总干事一职担负中研院西迁之重责，辗转大半个中国，经桂林、昆明，最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在艰难的迁移之中，史语所先后发生了两起所内职员胡厚宣、游寿先斩后奏，自行离所的事件，令傅斯年大为“火起”；而真正令傅斯年“火起”者，乃请假一举背后的原因以及信函的“不实不确”之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