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积极“剿共”的“白色恐怖”时期。然而,蔡元培、叶恭绰、江恒源、张蕴和、章益、陶行知、李公朴、朱铎民、李石岑、章乃器、陈望道、黄炎培等100余名中国学者,却在上海联合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并预备出版数十万字的纪念册。在这12位领衔发起者中,除最早将《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的陈望道外,其他学者当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11人中,蔡元培、江恒源、章益、陶行知、李公朴、李石岑、黄炎培是教育家,叶恭绰是书画艺术家,江恒源和朱铎民曾任报社总主笔或总编辑,章乃器是金融学家,李石岑是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职业,与以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著称的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些学者为什么要冒险发起纪念马克思的学术会议,并准备出版纪念文集呢?

　　首先,他们是为了向马克思这位“近代伟大之思想家”致以“真挚之敬意”。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逝世后的50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纪念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学术界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他们也是为了倡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壁垒”。当时国民党当局以反共为由,认定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言者有罪,研究者亦有罪”,从而压制了中国的学术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学者认为,“这种观念亟应打破”。他们提出,“一种思想之产生,一种学说之成立,断非偶然之奇迹。吾人如能给予纯正研究学术之立场,则无论附和或反对,但于此种思想学说都应切实研究。唯研究乃能附和,亦唯研究乃能反对。盖真理唯研究乃能愈接近之”。可见,他们也是为了倡导学术自由、为了追求真理而纪念马克思。陈军在《北大之父蔡元培》一书中谈到此事时也指出,蔡元培 “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 ‘与三民主义不相 容 之 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 “思想义和团”指的是思想上的盲目排外。早 在 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指出了其危害。他在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明确表示:“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简而言之,在这100余名发起者中,虽然还有少数像陈望道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以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发起纪念马克思活动的。这正是民国时期这些中国学者的难能可贵之处,一种“大家风范”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