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主张做人要有规矩，治人者也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华民族以这种礼义道德和天理人格思想，维系着数千年间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明代礼学变异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亲亲尊贤”和“仁义礼知”体现在人伦行为上，重在一“礼”字，故《礼记》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之用则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历代统治者非常注重“以礼经世”，以之为“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上至朝廷典制，下至地方乡约，都秉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的信条。即使朝廷处于“礼崩乐坏”之时，也仍然坚称自己为“礼仪之邦”。

　　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曾获得徽州大儒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箴言的切实指导。此后，明朝在意识形态上以程朱理学为准，尤其推重儒家礼仪之道。但在宋学传统影响下的明代学风，随着理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盛行，也逐渐“儒而归禅”。体现在传统礼学研究上，便是疏于研究经典文本，重在律令和礼俗的实践，“理学化”倾向十分显著，甚至因阑入道家和佛教而“禅学化”。

　　明代礼学的变异引起清代部分学者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礼有定制，不容轻议”，无论对礼书的研究和编纂，或是礼仪规则的履行，理应溯本求源，不能数典忘祖，“缘俗以行礼”；无论家礼、乡规，抑或国制，应以经典为依据，“以古礼证今俗”。他们倡导“回归原典”，认为“时有古今，礼无古今，惟论其是非而已。古礼今虽不能尽俾世从，然为之推详其旨，阐明其义，使后之人晓然知先型之本善，悔末流之已失，不亦可乎！”于是，清初学者转入对儒学典籍的辑佚和校勘，希望重塑原始儒家关于“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的礼乐秩序。这一突出现象在明清鼎革之际以至乾嘉时期，逐渐形成礼学研究的繁盛局面。

　　开创皖派学术一代新风

　　礼学复兴是清代学术的显著特色，以徽州学者的礼学研究最为突出。章太炎、刘师培、钱穆等曾对这一现象予以揭示，认为“徽州之学成于江永、戴震，江戴之学自《礼》入。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而金（榜）、胡（培翚）、程（瑶田）、凌（廷堪）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这种现象的出现，从学理层面而言，应是反理学的结果，即梁启超所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在民间学术层面上，徽州学者虽为朱熹的同乡，但对其“尊德性”却表现出异常的批判精神。他们由小学入经学，从复兴古代礼学入手，强调“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通过对古礼学与宋明理学的对比研究，完成了由“理”到“礼”的思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