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皛，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北京 100005 李皛(1981—)，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

　　【内容提要】自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与阿富汗等中亚伊斯兰国家的交往便成为清朝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新疆和中亚局势均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因各自所处立场及引证史料的不同，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较大分歧，而该研究本身也仍有拓展的余地。本文在总结和吸取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发掘、分析清宫档案等原始史料和其他相关史料，试图对乾隆年间一度十分突出的清朝与阿富汗关系加以重新审视。

　　【关 键 词】乾隆；清朝；阿富汗；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3)01－0121－10

　　一、清朝与阿富汗的早期接触：相遇于帕米尔高原的两大帝国

　　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当清朝经过长期战争，终于消灭准噶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北两路，再一次将中原王朝的疆域延伸至帕米尔高原之际，中亚西部的政治格局同样处于激烈的动荡与重组之中。18世纪中叶，原先在中亚地区居于霸主地位的布哈拉(Bukhara)汗国阿斯特拉罕王朝，已经在乌兹别克各部之间无休止的内讧和波斯征服者纳迪尔沙赫的入侵之下土崩瓦解，名存实亡。1747年7月，曾为纳迪尔沙赫麾下将领的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在坎大哈称王①，开创了杜兰尼帝国，为近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前身，并于在位期间不断对外扩张，征服了西起呼罗珊，东至克什米尔，北抵阿姆河，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p.223－228]1751年前后，艾哈迈德沙赫发起远征，“使巴尔赫(Balkh)、巴达克山(Badakhshan)②和兴都库什山以北其他省份纷纷降服”，[2][p.595]将势力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地区，从而与同时期进入中亚的清朝迎面相遇。

　　清朝在统一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已经与帕米尔以西的一些中亚政权发生了直接往来，从而对阿富汗在中亚的崛起有所了解。例如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坦沙在应清朝要求擒杀大小和卓后，向清使如此解释其面临的困难局面：“我等信奉经典，向无自缚回人转送他人之例。如即行献出，我邻部鄂罕及塔尔巴斯仇国必生事端”；大小和卓被囚时，“浑都斯领兵五千，不念素尔坦沙系派哈巴尔③后嗣，全行抢掠，勒取两和卓木”；清使告辞时，“素尔坦沙即行带兵二千往御浑都斯之兵”。[3][p.942]其中“鄂罕”即为阿富汗。早在准噶尔部强盛时期便因充当其侵略中亚的跳板而与周边各国结怨的巴达克山，[4]此时更因擒杀大小和卓遭到宗教势力的反对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5]更无力对抗在背后支持昆都士等政权的阿富汗，不得不向其臣服。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在将浩罕、巴达克山等国纳入了清朝的宗藩体系之后，还遣使前赴布哈拉汗国与痕都斯坦④，意图与当地政权建立官方联系，[6]不过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些目的并没有实现⑤，但这些活动对于清政府增进对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各国的了解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需要注意的是，巴达克山既与清朝确立了宗藩关系，又臣服于阿富汗，那么也就是说其处在“两属”于清朝和阿富汗两大帝国的一种不稳定状态中。清政府对于巴达克山的这一情况并非不知情。据清朝史料载：“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逐霍集占，将入爱乌罕⑥境，为巴达克山酋素尔坦沙擒献，其属下有奔爱乌罕者，具以情告艾哈默特沙⑦，以霍集占之见杀，将问罪于巴达克山，先遣使往。素尔坦沙惧，以御赐灯二盏及文绮往遣，并言霍集占负大皇帝恩，内地兵力甚盛，设不擒献则巴达克山为墟，凡诸不得已状”[7][p.440]从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很清楚巴达克山向阿富汗屈服，甚至将清朝所赐之物贡献艾哈迈德沙赫的事实。又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阿富汗与昆都士军队进攻巴达克山，素勒坦沙要求清军援助，否则便“往投爱乌罕”，对此高宗命额敏和卓等复信驳斥称：“尔从前有向爱乌罕献物件之事，我等早有耳闻。尔今又穷计支吾，乃已向爱乌罕进贡矣。”[8]

　　正如高宗默许了哈萨克中帐在清朝和俄罗斯之间的“两属”地位一样，[9][p.169]清政府这种“宽容”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其将中亚视为世界边缘的蛮荒之地而不愿投入过多精力加以经营，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相关国家强大实力的忌惮。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已经认识到阿富汗的实力不可小视。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报告称：“闻爱乌罕头目艾哈默特沙，恃强攻痕都斯坦部落，取扎纳巴特城，以阿奇木伯克守之。自居拉固尔城。又克什米尔部落旧头目，名塞克专，艾哈默特沙令其往见，不从。遂统兵数万攻之，塞克专迎战败溃，为其下人执送。艾哈默特沙颇能体恤农商人等，如古之尼西尔宛时，羊虎同居，并不相害，等语。”[10]艾哈迈德沙赫自从其执政之初便一直致力于征服北印度，新柱等人的报告反映的应是1756～1757年间艾哈迈德沙赫第四次入侵旁遮普，及其后与马拉塔人作战并平定克什米尔地区叛乱的情况。[1][p.225－226]鉴于阿富汗的强大与好战，清政府在制定涉及该国的对外政策时一向是相当谨慎的。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新柱等人奏称“克什密尔⑧之呢雅斯伯克，遣其头目古尔班伯克赍进奏章，据译称：泥雅斯伯克系喀什噶尔人，在扎那巴特居住，因乱迁于克什密尔。叶尔羌等各城回众在彼者约四五百户，俱愿内向迁移。呢雅斯伯克因率其头目入觐，并欲取克什密尔以献”。对此，高宗表示赞同新柱等人的“克什密尔路遥，中隔土默特，鞭长莫及；且为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所有”，因此“不必办理”之意见，指示“尼雅斯伯克许其入觐候旨，不必言及克什密尔之事”。[11]

　　综上所述，统一新疆初期，清政府在对阿富汗的国力及其对新疆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遵循其早已明确地对帕米尔以西各国“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12]的一贯原则立场，并从维护新疆安全稳定，希望与邻国“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13]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对阿富汗采取了尽量避免冲突、承认其势力范围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国间的和平，但并没有与之建立并发展官方关系的强烈意愿。一言以蔽之，清政府的中亚政策满足于维持现状。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怀有帝国野心的艾哈迈德沙赫绝不会对影响力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的清朝视而不见。于是随着阿富汗单方面不断采取行动，其与清朝的关系很快便复杂化起来。

　　二、“礼仪之争”与清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转变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新柱等人向清廷报告：“初六日，拔达克山⑨穆拉特伯克等前来贸易，告称起程以前，闻爱乌罕欲遣使入觐贡马，已至拔达克山。我等头目素勒坦沙，亦遣使随同入京”。[14]巴达克山使臣随同阿富汗使臣入京，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巴达克山臣属于阿富汗的政治含义。但清政府对此并没有表达异议，并对阿富汗使臣的“朝贡”高度重视。高宗特意指示：“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预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15]并准备派遣专使随同阿富汗使团回访该国，[16]表达了与对方建立稳定关系的意愿。然而，阿富汗使臣的表现却令高宗大失所望。在官修史志的记载中，此次“朝贡”的过程是顺利的，[17][p.587]阿富汗也从此与浩罕、巴达克山等被一并列为清朝的藩属国。但实际上，这些记载中均刻意隐去了此次“朝贡”中因“礼仪”问题而引发的外交风波。

　　考察相关档案，可以看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高宗指示新柱等人：“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18]阿富汗使臣拒绝叩头的行为，不仅是高宗的面子问题，其本质意义在于拒绝认同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宗藩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是对支撑清朝统治合法性的传统世界观的否定。这无疑给以高宗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造成了极坏的印象，令其对以阿富汗为代表的中亚强权提高了戒备。

　　当时正在中亚活动的俄国人对此事的记述也正可与中方记载相对照：“按Φ·戈尔杰耶夫的说法，阿富汗沙赫艾哈迈德在写给哈萨克苏丹阿布赉的信中通知到，他已派出一个40人组成的使团去见博格达汗，⑩表达了大致这样一些话语：‘……博格达汗好像并不是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但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如果不吸收其他穆斯林的话，就绝对没有喀什噶尔和阿尔羌(叶尔羌)的穆斯林’”；“他(艾哈迈德沙赫)还采取外交行动，派使团去北京抗议清帝国占领东突厥斯坦。乾隆皇帝为自己辩解说，维吾尔和卓们是些忘恩负义的人，当把他们从准噶尔的桎梏下解救出来以后就造反反对自己的恩人。在艾哈迈德沙赫和其他穆斯林统治者的压力下清朝作出了让步，因为它优先考虑的是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把维吾尔和卓们的后裔控制在自己手里”。[19][p.219]这些内容是报告给俄国相关机构以为其制定中亚政策提供依据的，其与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出入，特别要考虑到阿富汗使臣回国后所作的报告，无疑也是以其自身立场进行过修饰的，但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即便是经过粉饰的清朝正史记载中同样也有显示出阿富汗此次“朝贡”别有意味的蛛丝马迹。清政府在接待阿富汗使臣时，除照惯例安排觐见、宴请等活动外，还特意邀请其观摩了八旗军队的大规模阅兵和演习。从之后高宗颁布的上谕来看，此次阅兵是一次临时决定。[20]很显然，在察觉到阿富汗方面不友好乃至对抗性的姿态后，清政府通过阅兵展示武力，以达到威慑的目的。而在阿富汗使臣呈递的国书中，于委婉客套的外交辞令之外大肆吹嘘该国军队刚刚在印度北部对马拉塔人取得的潘尼帕特大捷，标榜艾哈迈德沙赫的武功，实际上也隐含着以武力恫吓清朝的意味。对此高宗评论道：“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尔此次因素勒坦沙抒麇遣使，其循理守分可知。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泽于无穷”，[20]尽管语气委婉，实际上批评了艾哈迈德沙赫的穷兵黩武。当阿富汗使臣回国时，高宗指示“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21]尽管没有特别说明，但很显然是出于对其失礼行为的不满而有意降低了返程时的接待规格。

　　而新形势下的对阿富汗政策，高宗也在寄往新柱等人的信件中定下了基调，并作出了具体安排：“至于爱乌罕，原欲遣使，今观其使臣等举止，足见爱乌罕并非明理之部落……纵览爱乌罕所遣使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久而久之，恐巴达克山人等，或与安集延等处之人，伺机纠集骚扰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现回疆既有此事，亦宜当准备。著俱传谕新柱、额敏和卓、永贵、明瑞等，暂缓办理哈萨克事宜，要以全力应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陆续所降谕旨而行。”[18]高宗的态度实际上表明清政府已将阿富汗视为新疆安全稳定的重大潜在威胁。

　　更近一步而言，对阿富汗的新认识也影响到了清政府的整个中亚政策。乾隆二十九年(1764)，巴达克山君主素勒坦沙呈文称“今有布哈尔(11)之诺罗斯伯克、达雅尔伯克二人，至巴达克山。闻我等归附后身受重恩，其汗阿布勒噶子(12)等情愿率属归附”。这一情况与当初阿富汗遣使十分相似，不过此次清政府却没有应允其请。[22]这固然与当时清政府与巴达克山关系不佳有关，但也反映出自从阿富汗挑战了清朝的“天朝”秩序之后，清政府对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特别谨慎，在充分考察对方的“诚意”之前不愿有所表示。事实上，清政府从此再也没有与其他中亚国家建立官方关系。清政府称阿富汗为“葱岭以西回部之极西境”，认为“过此即为西海”，[23][p.102]就世界地理而言这一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清朝官方外交在中亚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