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关 键 词】西学 彗星见 四行说 阮元 李明彻 乾嘉学者

　　【作者简介】陈志辉，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讲师；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长。　　

　　一、问题的提出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传教，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学问迥异的知识体系，即通称的西学。其中，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高一志(约1568～1640)、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耶稣会传教士，曾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之一的四元素说改名为四行说，即把四元素(火气水土)译成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在表面上相类似的“四元行”或“四大元行”，以彰显天主(造物主)之大功，进而在中国进行学术传教。针对当时四行说与五行说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状况，徐光台从耶稣会士一方的传播策略和中国士人一方的反应两方面，分别爬梳史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①张晓林考察了杨廷筠关于四行说、五行说以及佛教“四大说”(四大：地水火风)的辨析，揭示出杨氏在元素说问题上结合、调和耶儒两种文化传统，排斥佛教的基本倾向②。

　　虽然大部分乾嘉学者都不曾与传教士有所接触，但得益于当时大规模编书、刻书，他们可以通过图书对先期传入的西学进行研究与批评，进而形成自身的意见。禁教以前，耶稣会士输入的西学以天文、历法、算学为大宗，学者们的论述多从这些方面着墨。乾嘉学术与早前输入的西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作专门的论述。③段异兵的研究则指出，清人对流星的观念有两种，一为中国传统的占验观念，一为西方古典的流星观念④，即认为流星是一种建基于四行说理论的大气现象。事实上，四库馆臣称赞游艺(活跃于1640～1680年代)的《天经或问前集》将“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而“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⑤，因而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游艺对上述大气现象进行解释所运用的理论，正是四行说。然而，四库馆臣却又对系统介绍四行说的西学著作《空际格致》以“异端之尤”的评价。因此，如何理解乾嘉学者对待四行说的这种矛盾态度，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从道光六年(1826)彗星出现一事切入，考察乾嘉学派主将之一的阮元对此现象态度前后转变的原因，借以揭示四行说理论在这一事件中的所起的作用；其后，比较与阮元(1764～1849)同时代的乾嘉学者的意见，探究四行说理论以何种方式进入他们的学术知识体系；最后，分析乾嘉学者对四行说扬弃吸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