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关 键 词】民国史学；西方史学；西方汉学

　　中国传统史学本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但自近代以来根基动摇，其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据时人观察，由于“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不但“中国社会一切的转移”为“世界巨潮的动向所激荡”，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也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①后世治学术史者也说：所有新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以自重”。②西学对民国史学的影响，可分解为西方史学和西方汉学两部分，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兰克式实证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汇流

　　首先引起中国史学的近代变革的是欧日文明史学。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策动的“新史学”思潮或“史界革命”就是西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回响。梁启超通过日本史学为中介接引西方思想资源。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流行于日本民间学者中的是“文明史”，其渊源是以基佐、巴克尔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史学。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早期受其影响颇大。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向中国读者推介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日译本。④梁启超此期的史学主张明显带有文明史学的痕迹。其尊民史、斥君史的思想即是受文明史学的直接启发而来。

　　但民国以降，“新史学”退潮，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兰克式实证史学。其实，兰克实证史学在欧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其流风余韵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却发挥着支配性影响。汪荣祖在论及兰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关系时说：“兰克有五十几部著作，几乎没有一部被翻成中文，他的史学虽说并没有真正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他所提倡的史学方法经由Ernest Berheim等人的著作却进入了中国。像姚从吾从北大到台大，讲的都是兰克的方法论。杜维运考证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同一路的。甚至章太炎，写《清建国别纪》时，也批判性地运用原始史料，可以说亦受此影响。至于其他像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陈寅恪留学西欧，受兰克学风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有鉴于传说之不可信，必须根据可靠史料重建信史，以及孟森利用实录等原始资料考证明清史实等等，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影响或启示。”⑤如此看来，近代中国史坛几乎完全处在兰克学风的笼罩之下。

　　兰克史学方法的核心是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因而史料问题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是兰克史学另一大特征。只有具备这两个基本点，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兰克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傅斯年身上。傅斯年留学欧洲时接受了兰克实证史学的洗礼，流露出极端重视史料的倾向。他推崇兰克与蒙森，曾说，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名立点。”⑥据史语所的人士后来回忆，傅斯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⑦。

　　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学的中心地位。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⑧后来，他又一再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⑨傅斯年的史料学宣言虽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成分，但大体仍是其史学主张的表白。

　　执著于史学科学化的傅斯年同样信奉客观主义。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他如此总结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念：“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⑩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11)他主持建立史语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12)。可以说，史语所即是兰克史学的中国版。

　　其实，此前，“新史学”先锋梁启超早已间接受到兰克影响。梁氏于一战后到法国受到两位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所合著的《史学原论》和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史学原论》对照比勘，“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13)两位法国学者合著的《史学原论》，强调文献史料及其批评的重要性，基本上呼应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而伯伦汉之书是约化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著。(14)照此推论，在历史研究法上，梁氏实际上是间接承袭了兰克的衣钵。而兰克史学也借势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在中国学术界深入人心。

　　总之，民国时期占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基本上是追步兰克派，因而实证史学成为1949年之前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西方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