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若仅就政权更替而言，不过是民国取代了清廷。然而若着眼于帝制解体、共和确立这一历史性转变，则可以说“民国”取代了“家国”。这里，“民国”不只是国之名号，更指向一种现代国家形态，正好比“家国”不只是一种用以抒发文人情怀的修辞，而指向一种特定国家体制一样。

　　传统所谓国家，与朝廷同义。顾炎武尝区别“国”与“天下”之不同，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世流行一时的救亡口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然源出于此。不过，这种借取是表面上的，后者所谓“国家”，既非顾氏所谓“国”，亦非其所谓“天下”，毋宁说，它是由对传统之“国家”和“天下”观念的批判与超越而来。

　　视国家为朝廷，系之于一家一姓，原本是家国体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中西交通日益深入，西方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和传播的清末，这种国家观念开始变得不可接受。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作《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力宣忠君爱国之义。时人沈翔云公开作复，指张文百谬，皆出于一，即“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根据他的定义，所谓国家，“即人们集合之区域，以达共同之志愿，居一定之疆土，组织一定之政治，而有独立之主权者也。……由此观之，国家之土地、疆域、庶务、政治、主权，何一非本于吾民，故曰国家者，民众之国家也，非一人之私产也”。至于朝廷，则“指君主于国家中所占之地位而言，属于一姓也”。故国家与朝廷实为二事。国之强弱不决于朝廷之强弱，且世上有无朝廷而有国家者，有无国家而有朝廷者。至中国之人，以国家为朝廷私物，视国家兴亡为朝廷私务。“于是国家之土地听朝廷之割让，国家之庶务听朝廷之荒废，国家之疆域听朝廷之淆乱，国家之政治听朝廷之败坏，国家之主权听朝廷之放弃。甚至朝廷败亡为异族人所据有，吾国人亦遂安然奉之为朝廷，且奉之为国家，而靦然号于人曰，吾中华也。……故今日而忍中国之亡也则已，如不忍中国之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沈翔云：“复张之洞书”）此种区分国家与朝廷，以国家属于全民，朝廷不过一姓之私的看法，在当时极为流行，这一改变表明，传统的家国观念开始为现代的民国观念所取代。而这种改变的另一面，则是传统天下观念的式微。

　　前引沈翔云文论及国人不以异族统治为意，而曰吾中华者，即隐寓对“天下”观念的批判之意。当时人相信，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敌列强，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而国家观念之付诸阙然，除了前述以朝廷为国家这一原因外，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念有以致之。古之所谓天下，在大部分情况下即指王朝统治下的国家，惟其仍非清末时贤所欲建立的现代国家。且“天下”所具有那种无远弗届的意味，又令它较一般所谓“国家”更少确定性。进而言之，“天下”之公共性质，冲淡了国家与种族、疆域之间的关联，令基于民族和地域的国家认同不易建立。“天下为公”，惟有德者取之。故异族入主中原，亦可以据此证立其统治的正当性。这些，在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潮，想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新者看来，均为谬误且有害之观念。如此，我们在清末政治论述中便看到这样一种饶有趣味的观念变迁：一方面，传统上与朝廷同义的国家概念被重新定义，国家属于民之全体，民为主权者。一姓之君，如若保留，也只能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传统的天下观念因为有碍于民族国家之建立而被批判和弃置。但与此同时，作为“天下”之属性的“公”依然保有其崇高地位，而转移于国家和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并赋予后者无可置疑的统治正当性。于是，传统家国体制内的一家一姓之私对天下之公，便转化为现代国家架构中一族一姓之私对国民全体或国家之公，而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本身属私的一姓一族，最终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其统治者地位。它最后的命运，或者是被改造后重新安置于新的国民国家内部，或者是被逐出这个即将建立的新国家，彻底地成为历史。而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家与国之间过去那种融合无间的结构性关联，都会被完全斩断。

　　如前所述，名为家国的国家形态，表现于体制，是基于族姓统治的家天下，表现于意识形态，则是以忠孝为核心的所谓纲常名教。因此，要变传统的家国体制为现代国家制度，就不但要打破家天下的格局，区分国家与朝廷为二，而且要解除纲常名教对国民的约束，让国民摆脱父权和皇权，最终让“国”脱离“家”而独立，确立国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自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