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之道贵在存史

　　历代修志，绵延不绝，成果蔚为壮观。修志之“道”何在，达官显宦、博学鸿儒通过序、跋、凡例等形式，对此多有阐发。人们从中归纳出方志的三大功能，即存史、资治和教化。值得注意的是，前人对三者的地位并未明确加以区别。今人则多从方志作为“官书”服务政府决策的角度，认为资治是方志的首要功能，这种看法不无偏颇。

　　存史系方志立身之基

　　《周官·春官》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汉代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梁启超据此论定，“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从方志源头上确认了志与史的天然联系。“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逐渐成为世人公认的方志定位基本原则。可见，存史是修志的本义所在，否则方志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邹逸麟指出，在方志的三种功能中，存史是核心，也是方志的第一要义。存史不仅仅是对方志功能的提炼，更是对方志编修的基本要求。这一功能强调的是，方志必须以鲜明的地域性、资料性、著述性特点，客观、系统、真实地记述历史；方志资料必须具备应有的信息含量、史料价值和历史意义；方志所存之史并非无据的、随意的，而是可靠的、传世的、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因此，只有秉笔直书，确保方志的存史价值，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权威资料说话，方志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更好地发挥资治、教化等功能。

　　然而仅此而论，尚未臻修志之至理。以上强调存史的重要性，仍不外乎具体功能层面。既然方志编修是我国绵延不断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么人们对方志的功能有没有更高层次的认知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对此问题的解答，如果仅停留在志与史的关系层面，则远远不够，必须递进一步，从志与“经”的关系中寻找线索。

　　明道乃方志编修之道

　　清代前期，一些人已经注意到志与经的联系。康熙年间，湖北驿传盐法道宫梦仁（1623—1713）在《湖广通志》序中称：“夫志近于史而原于经。”乾隆年间，山东驿传道张体仁在《山东通志》序中也指出：“六经垂世尚矣。国有史，省郡邑有志，史根于经，志根于史。”现代方志学家傅振伦在大型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序言中，明确提出“历史与方志，异流而同源”，“经书既是史学的起源，也是方志的起源”。方志已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资料的汇集，而是与史、经有着密切关联。不过，以上所论多是对方志起源的简单追溯，并未对其功能和价值予以深入阐发。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志乃史体”，并将方志分为“志”、“掌故”、“文征”，实现了志与经的成功对接。他指出：“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至积久然后渐推以著也。”方志所分之三书，实际上是对经的统绪的延续和传承。

　　如果将章学诚“志乃史体”之说与其“六经皆史”之论并视，则志、史、经之关系就更加明晰。加上他对经的功能定位，即“道寓于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可以说，通过“志为史体”、“六经皆史”、“六经皆器”三种理念的表达，方志在理论意义上已经被赋予与史、经一样的载道、明道之“器”的地位。方志编纂的现实意义由此被大幅抬升。这也成为章学诚毕生倾心于编修方志的重要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撑。总之，方志属史，在存史功能之上，明道又为方志功能的最高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