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界对《史记》与《春秋》之关系虽有所探讨，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的，尚不多见。司马迁效法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春秋》笔法是《春秋》的精髓所在，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甚大；后人对《史记》的“破例”颇多微辞，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司马迁在思想上受《春秋》公羊家的影响，但在《史记》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

　　关 键 词：司马迁 史记 《春秋》学

　　作者简介：边家珍(1965- )，男，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要“考信于六艺”①，“六艺”即六经。六经之中，司马迁又特别重视《春秋》。学界对《史记》创作与《春秋》学的关系虽有探讨，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的，尚不多见。兹尝试论之，以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作《春秋》对司马迁著史动机的影响

　　从现存文献来看，孟子第一次明确地说孔子“作《春秋》”，其后经过儒家后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的阐发，完整的孔子作《春秋》的理论最终形成。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孟子讲：“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②孟子认为，《春秋》实非孔子偶然所为，而是出于对君臣纲常紊乱现实的巨大而深沉的忧患、抱着一定的政治用意而作《春秋》的，这用意不是别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要恢复西周盛世之礼制，以达于“王道”之理想，所以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③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孔子“作《春秋》”的“作”字的含义。孔子作《春秋》，是在“鲁之《春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造，不是说原先什么也没有，孔子无中生有地硬造出一部《春秋》来。就内容来说，孔子作的《春秋》所讲的依然是齐桓、晋文之类的霸业，其文体也与“鲁之《春秋》”旧文一样，是一部史书。不同之处就在于孔子作《春秋》时把“义”即政治思想加进去了。按照儒家后学的说法，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许多微言大义，由于害怕受到当时诸侯贵族的迫害，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没有明确写出来，而是由孔子口头授给弟子，再由弟子口口相传，最后在汉代才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就是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名义而出现的。这就使得“鲁之《春秋》”与孔子所作之《春秋》有了本质的区别：一个还是与“晋之《乘》，楚之《梼杌》”无甚区别的一般史书，一个是借助历史材料来讲政治的经典式巨著，孟子的见解无疑是敏锐而准确的。至《公羊传》，便将未经孔子加工的鲁《春秋》叫做“不修《春秋》”，以表明经过孔子修过的《春秋》与“不修《春秋》”有本质的不同④。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⑤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为社会树立了合乎西周礼制的王道理想，使“乱臣贼子”无所逃于诛责，完全可以与大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相提并论。《公羊传》继承并发展了孟子关于《春秋》讲天子之事的观点，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⑥这话显然从孟子那里脱胎而来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发生了获麟事件，孔子认为这是上天赐予他的受命符瑞，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⑦董氏所言乃《春秋》公羊家说，《史记?儒林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⑧

　　司马迁上承孟子与董仲舒的看法，对孔子作《春秋》评价甚高。《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⑨，把孔子作《春秋》与汤、武伐桀、纣以及陈涉起义相提并论。他还阐发董仲舒之言，突出强调了《春秋》的划时代的意义：“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⑩董仲舒以为孔子处于乱世，不满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便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述，表明自己的是非观念，以达到其贬天子(11)、退诸侯、讨大夫以达于王道的目的。

　　可以看出，司马迁完全接受了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的认识，而且他对《春秋》历史意义的阐发，对《春秋》政治作用的称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作《春秋》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揖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2)。《匈奴列传》赞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3)在司马迁看来，《春秋》是褒贬并用、赏罚分明的。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还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14)，完全是《春秋》公羊学家的口吻。

　　《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5)司马谈的遗命实际上是希望司马迁效法孔子，写出像《春秋》那样的史书。司马迁十分理解其父的遗愿，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6)司马迁明确表示要以孔子为榜样，继承他作《春秋》的精神，为汉家树立一个辨别是非、善恶、贤与不肖的标准。另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又说自己“厄困鄱、薛、彭城”(17)，显然有意识地以孔子自况，或者说用孔子的事迹来鞭策激励自己。《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更不无深情地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18)要之，效法孔子作《春秋》的著述宗旨，使司马迁站在当时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与思想高度，俯察两千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术文化及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阐明自己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一家之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近人梁启超说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19)，这话固然不错，不过笔者以为首先应当说司马迁著书与孔子作《春秋》“性质正同”，方为知本之论；实际上孔子作《春秋》也是在发表他不尽同于春秋其他思想家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