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疆域观中的“内外”与“远近”观念 

　　边疆地域形象与早期疆域观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疆域观最初是以“华夏中心观”与“夷夏观”为基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不难发现,虽然统治者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将“海内”视为自己当然的统治疆域。其实,统治者在对待疆域方面,既有“内外之别”,也有“远近之分”。

　　所谓的“内外之别”,就是将华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严格区分来开。常以九州范围作为区分内外的标准。最初的内外之分,含有强烈的防范周边少数民族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内诸夏,以外夷狄”②的基本准则。

　　受此影响,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华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称为“异域”、“绝域”、“殊域”、“殊方”等,以作为区分内外的地理标识。如《周书》设有《异域传》一目,观其所指之异域,既有高丽、百济等邻国,也有今我国境内的“獠”、“蛮”、“氐”、“胡”、突厥、吐谷浑、高昌、鄯善等部族。明人严从简撰有《殊域周咨录》,考诸所列之殊域,既有日本、朝鲜、安南、苏门答剌等国,也有分布在今中国境内的云南百夷、西北夷、吐蕃、吐鲁蕃、于阗、靼鞑、兀良哈、女直等族。“徼”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民族地区的泛称之一,常有“徼外”、“荒徼”、“边徼”等称。

　　“远近之分”主要区分的是从统治中心到边疆的空间距离。据史料记载,早在商周之际即有一种将全国王畿以外的土地进行分等的九服制度。对于九服的划分,古人或认为是以远近作为收赋的依据,或认为是用于区分华夏与“夷狄”。其后在《禹贡》中,也记载了一种“五服”制度,以王都为中心,以里的距离作为划分标准,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虽然九服制也好,五服制也好,都只是时人的一种设想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其观念却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内外之别”与“远近之分”观念是边疆地域形象塑造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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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诗小雅北山》。

　　②汉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三《文公九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下。

　　本文为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山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研究”、广西高校犹秀人才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祥学,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