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孔雀有毒，不掩文章”；今人说“罂粟花艳，其害尤烈”。不但自然界的许多生物善恶兼并、美丑并存，就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人，胡适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是旧中国的学者和政客，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功臣，后来又沦为中国人民的罪人。

　　首先，作为文人和学者胡适，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很有造诣，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五四运动前后，他运用新的学术眼光，积极提倡白话文，写出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研究过《红楼梦》、《水经注》等经典著作，校出不少疑难问题，是当时研究这些领域的集大成者。这些研究，虽然现在看来比较粗浅，其中问题不少，但在当时确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诚属难能可贵，产生了极大影响。还有一点，胡适当过北大多年的教授，后又任北大校长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由此教育和培养了许多青年学生，对于组织和培养科学队伍、开展科学研究作出过一定贡献。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写文章、作演讲，从事新文化运动，并热心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影响很大。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多次登门求教，后来在湖南办《湘江评论》，也受到过他的帮助和支持，曾经尊称他是自己的“老师”。这些历史功绩无疑是应当肯定的。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即胡适不同于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纯粹的学问家，他是政学两兼的人物。他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尽管有时也许并非完全自愿，但也一直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贯串着两大主线，或者说始终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赞成革命，第二是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个“死结”，注定了他后来坚决站在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上，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诤臣”、“忠臣”，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产生过重大的负面影响。

　　考察胡适在政治上的失败命运，就会发现这一切并非偶然。早在1924年，胡适就不赞成冯玉祥驱赶溥仪，主动到皇宫里看望这个退位“皇上”。面对当时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他逆潮流而动，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谈中国深受“五鬼”（贫、病、愚、乱、贪）之害，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甚至公然否认有帝国主义存在。他在同别人的辩论中曾经质问对方：“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致使陶行知写诗讽刺他，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