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 键 词：粤港澳 近代 社会流动 盗匪 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何文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粤港澳关系成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内容的一部分。即使研究者充分注意到了粤港澳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彼此关联性的历史考察，仍往往将其嵌入中外关系的大框架，突出的是中英、中葡国家上层之间的关系或中西文化的交流等①。近代粤港澳的特殊关系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得以反映，对深化近代中外关系的认识有着特殊意义，以往的研究对之关注并不够②。本文以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为视角，考察广东与港澳地区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试图从地方社会生活的角度，探讨近代粤港澳地区之间的流动性及其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匪患是清末民初广东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秩序受到盗匪的威胁，即使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盗匪也是四处出没，公然劫掠，甚至轮渡都不得不停摆，以避匪劫。近代广东匪患的加剧，有多方面的原因③。毗连港澳的特殊环境，应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反映粤省捕盗困难时直言：

　　查广东盗匪素多，近海地方为甚，近年情形尤有不同……大率以香港、澳门为老巢，各有头目，分立堂名，遣人四出打单……及合力寻踪追捕，则已遁归港澳，窜入一步，捕之无从，击之不可。该匪等恃以无恐，不啻形同叛逆……在昔不过拒伤事主，今则屡屡杀伤弁兵；在昔不过夺犯伤差，今则已获之盗，公然由香港洋官行文索回；在昔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三年以为重情，今则首要之盗行劫百余次、漏网十余年者有之；在昔间有拜会结盟，今则港澳逋匪大率皆系三合会，并且立有堂名。④

　　搜检清末民初的文献及报纸消息，亦可发现张氏所言并非故弄玄虚。港澳自落入西方殖民者之手后，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而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可以购买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躲避缉捕的避风港。

　　以港澳为基地

　　19世纪80年代拱北海关报告中曾写道：“熟知港澳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两地对走私洋药与盐有极大的诱惑力，大批武装匪徒可以在其辖区内侵扰附近的中国府县而不受惩罚，这使两地成为歹徒活动的渊薮……当地报章宣称，一度有二千多个知名的海盗和山贼聚集在香港……这些人的大部分显然是从中国逃亡的罪犯。”⑤由于流动便利，广东盗匪经常聚集港澳，策划组织各类非法活动。

　　由于缺少相关统计资料，尚不可能准确地说明当时以港澳为活动基地的盗匪到底有多少，但是一些零散的资料，也还是可以反映相关现象的一些具体情形。

　　1888年4月10日《申报》有消息说，澳门巡捕曾一次拿获40余人，这些人参与了粤东行劫典铺并戕害官员的劫案⑥。

　　1890年4月9日《申报》报道，有2名盗匪从香港潜至省城广州，匿迹高桥某烟馆内，被眼线侦知，报告营勇前往捕获。“有见者谓，二盗皆身躯雄伟，衣服丽都，谈笑自如，毫无惧色。”⑦粤港澳之间来往不受限制，盗匪亦可以衣着光鲜自由出入，匪民难辨，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侦探获得盗匪活动信息。

　　1906年4月11日，香山县属三洲地方发生劫案，美籍人士唐登(童亭之)被盗匪梁先义一伙掳去，藏匿澳门一带。梁“系著名劫匪，向以澳门为逋薮”⑧。

　　1907年5月24日《申报》消息称：“有海盗十一人，在香港得信乘舟图逃，侦探数人守于江州(地名译音)，捕获九人，余党登岸逸去，所获九人，业在广东省城正法，每一首盗之头，可得赏银一百五十两云。”⑨盗匪押回广东省城正法，表明这伙在香港抓获的盗匪是在内地犯案者。

　　1909年5月，澳门警方侦知一盗匪藏匿处，调集兵队前往围捕，“时有一匪探首出窗窥望，葡兵开枪击中该匪头部，群匪见势不敌，相率伏罪”。经查明，“此等贼匪系由外处纠合于此，平常往外劫掳，而以澳门为巢”⑩。

　　澳门附近的过路环地方，“道光年间葡人筑有炮台，久为粤省匪薮”，1910年5月新宁大劫案中，被虏学生十余人即在此处被“关禁勒赎”(11)。

　　1912年民军领袖王和顺被镇压后，其死党陆梅“遁迹澳门，复现绿林本相，日以纠党劫掳为事”，1913年4月在澳门归案(12)。

　　港澳是广东内地民众出洋最为主要的通道，过往客商是盗匪觊觎的重点对象，在港澳地区的盗匪较易获得过往客商的信息而制造劫案。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1911年初，新会马涌乡方某从海外回来，途经香港，为贼匪侦知其携有重资，于是纠党30余人，随同搭船回乡，到达后，“是夜复纠本地贼匪五十余人，强劫伊家，掠银纸现银一万二千元，未饱其欲，复劫邻舍一十三家而去”(13)。

　　沿海及珠三角地区水道上的船只一直是广东盗匪劫掠的主要目标，此类劫案不少就是在港澳策划的。据拱北海关报告称，1890年12月抢劫南澳号轮船的劫匪就是在澳门策划，由居留香港的武装匪徒执行(14)。

　　1913年在珠江口淇澳附近发生泰安轮船大劫案，劫船海盗30—100人之多，乔装旅客，在香港挟枪登船。其中有数人“身衣西装，口操英语”(15)。劫匪得手后在新安县登岸，“先期雇便马匹图窜”，被当地乡团及驻防军队探悉，截获匪徒8名及赃物(16)。同年10月发生的利江轮船劫案也是由香港上船的盗匪与沿途伏击的盗匪联手完成的。利江轮船由香港开行后，“至奇澳地方，距横门约六十里，突被土匪数十名伏岸狙击，并分驾长龙蜂拥而至……鏖战移时，轮舱内复有匪党十二名，各出短枪，指嚇司舵人等，长龙贼众，遂乘机一跃上船，饱掠银物数箱”(17)。

　　1913年广东都督胡汉民曾致函法国领事，就法商李宝第轮船在容奇被劫一案致歉，函中提到，经查悉此案盗匪“多由澳门租赁小轮而来，或假扮搭客上船，作为内应，狡狯伎俩，行踪殊为飘忽”(18)。

　　1924年1月拱北缉私舰北斗号在金星门海面截获图劫岐港渡海盗29名，据供，海盗皆系东莞新安人，贼首林就系新安桥头乡人，此次纠合匪众，意图行劫岐港渡，“先由林就携两妇人，伪作家眷，在香港西营盘同昌公司租赁广德小轮一艘，云往石湾参神，该轮驶到石湾，即开枪威胁轮中伙伴，不许声张，各匪登轮后，即令开行，及至金星门，为北斗舰阻止”(19)。

　　打单勒索是广东盗匪主要的行为方式之一，盗匪不仅可以在港澳策划此类行动，甚至要求事主到港澳取赎。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1910年冬南海洲村发生一起劫案，盗匪劫掠何姓8名幼童，每人勒索1万元，盗匪之一黎湛本是南海沙经村人，但“匪党匿在澳门，其议价亦在澳门”(20)。

　　1911年9月被驻港侦探委员缉获的著匪陈添、关昭系四会枪毙疍妇一案的主犯，捕获他们的同时起出被掳男女幼童3名(21)。当年10月《香港华字日报》消息称，南海神安司郭村二月被匪劫掠一次，掳去梁姓4岁幼童1名，几个月后接到盗匪张禄的打单函，催促事主到香港接洽“讲数”：

　　寅启者，前付二函，一概并无到港问及，令人可怒。勿听外人谈说假话，作为了事。今兄弟查得阁下年中入息四五千银之多，今兄弟求帮米饭银三千元，作为代弟做转三头。五月如无人代为讲及请求，回行亲信，人到港油麻地，问一生意人，使他祈为早日，勿说弟兄无情，此请财安。张禄字付。(22)

　　盗匪勒收行水也可以在港澳操纵。清末香山著名沙匪林瓜四出身下层，为匪之前，往来于澳门与香山沿海一带，以卖咸鱼为生。林瓜四主要在香山、顺德一带沿海的沙田区，向各围口勒收行水，“在澳门开平馆，各围须向平馆交行水，否则就放火烧围馆，拘捕围馆伙记去作人质以索赎金”，围馆交了行水，可以得到林瓜四的保护(23)。在其对手水师提督李准看来，澳门就如同是林瓜四的大本营，“平时则匿迹港、澳，为逋逃薮，早晚两造栽种收割时，始驾轮舟而来，大张旗鼓”(24)。

　　清中叶以后，港澳是华南海盗的重要基地，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打击下，海盗在近海的活动曾相对减少。但是，由于粤港澳的特殊关系，盗匪不仅可以在港澳获取信息、关禁人质、坐收行水，甚至组织力量，发动袭击。清末民初不少发生在广东的劫案、勒收行水、打单勒赎，甚至抢劫轮渡等事件与港澳都有着密切关系，港澳成为了近代广东盗匪的活动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