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玄学盛行的魏晋时代相比，南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群体对哲理性质的问题较少讨论，而对知识领域的问题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每个时代的学风都有自己的特征，那么对知识的崇拜就构成了南朝学风最显著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在以下的讨论中暂且称这个时代为“知识至上的时代”，或简称为“知识时代”。

　　“知识至上”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展现出它的方方面面。以下的讨论将主要围绕着当时的聚书风气、儒玄文史中的知识追求以及士人称谓的转变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南朝的聚书风气

　　翻检南朝诸史，不难看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聚书的风气，其中尤以齐梁时期最为盛行。根据一般的经验判断，一种风气的盛行往往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它必定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引起关注。

　　如果向上追溯，聚书的风气大约始于晋宋之际。聚书可以分为国家聚书与私人聚书两个方面。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广弘明集》卷三收阮孝绪《七录·序》。根据阮序介绍，西晋皇家藏书共有二万九百三十五卷。永嘉之乱后，图书大量亡佚，“江左草创，十不一存”，东晋初年的《晋元帝书目》只有三千一十四卷。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图书收集的消息。一直到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年间，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着《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所谓“孝武帝博求异闻”，就是大规模征集图书。《晋阳秋》的另一定本因此而得到。孙盛“写两定本”具有特殊性。[1]不过除此之外，在写本时代同书而相异的不同写本也是广泛存在的，征集到异本之后总是须要相互考校的。梁代孔修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颜之推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在那个时代，校书是读书人经常要做的工作，所以颜之推要把这些经验写进《家训》。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增置太学生百人”，次年立国学。同书卷九一《徐邈传》：“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同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石传》：“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据此，孝武帝时复兴儒学意图甚明。[4]太元中大规模征集图书可能也是复兴儒学计划中的一部分。《晋书》卷八二《徐广传》：“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徐广是晋宋之际的一位博学的学者，“百家数术无不研览”。他在孝武世进入秘书省参预校书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征集到了大量图书，急需像他这样的重要学者参预整理。

　　到东晋末期，国家藏书可能还有增加。阮序提到了《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卷数不详。余嘉锡引《续古文苑注》称：“案此下当有脱文。”又，《隋书经籍志》载有“《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余嘉锡以为此书当与阮序所载为同一书。[5]“新集”二字很有意味。如同校书一样，重新编制目录的工作也往往是在图书增加之后才会有。汤用彤先生论及南朝佛教书籍目录时也说：“本期所以出目录甚伙者，当亦因聚书之习，颇亦甚盛也。”[6]总之，聚书与校书、编制目录往往是联系一起的。这三个方面可以互相发明。

　　东晋后期，反映私人聚书的材料不多。《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义熙年间，谢峻家已有书数千卷，其规模可与东晋初期国家藏书数量相比。这种情形可能不是个别的。

　　刘宋以后，不论官、私，聚书活动更多。阮序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阮序中有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一万五千七十四卷。[7]从东晋初年的三千多卷到刘宋元徽元年的一万五千多卷，一百多年间图书增加不少。晋宋之际可能是图书增加的关键时期。元嘉年间文帝命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8]裴注旁征博引，引书数量远超《三国志》本书。此时国家藏书的大量增加应该是裴注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往学者研究裴注问题似未曾留意此一方面。

　　关于这一时期私人聚书，阮序也提供了重要讯息：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纔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录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茍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

　　在时间上，阮氏不提晋代而特别标明“凡自宋齐以来”，很可能私人聚书的风气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茍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一语也值得关注。“王公搢绅”藏书的数量恐已相当可观。若聚书不多，似无必要制作“名簿”。

　　齐梁时期，官、私聚书都达到了高潮。关于国家聚书，《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有扼要介绍：

　　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

　　从刘宋的一万五千多卷增加到梁初的二万三千余卷，国家藏书数量增加不少。齐梁时期私人聚书更是盛况空前。陆澄“家多坟籍，人所罕见。”[9]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10]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11]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12]梁宗室吴平侯萧景子劢“聚书至三万卷。”[13]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14]张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15]这些聚书名家往往各有侧重。据《隋志》载，陆澄有《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隋志》解释说：“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知陆澄《地理书》书就是把自己收藏的图书中有关地理的书籍整理成一类，并非自己撰写。此外，陆澄还有《地理书抄》二十卷。[16]这可能是他从一百四十九卷的《地理书》中抄录出来的。与陆澄不同，王僧孺则是“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17]偏重于谱谍类书籍。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18]偏重于史书类。

　　以上均为聚书最著名的士人，一般人不可能有这么多书，但当时聚书的风气是相当强劲的，所以《隋书经籍志》序概括地说：“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梁元帝《金楼子》卷四专设“聚书”一篇，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几十年的聚书经历：

　　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亶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为丹阳时，启请先宫书，又就新渝、上黄、新吴写格五戏，得少许。为扬州时，就吴中诸士大夫写得《起居注》，又得徐简肃勉《起居注》。前在荆州时，晋安王子时镇雍州，启请书写。比应入蜀，又写得书。又遣州民宗孟坚下都市得书。又得鲍中记泉上书。安成炀王于湘州薨，又遣人就写得书。刘大南郡之遴、小南郡之亨、江夏乐法才、别驾庾乔宗仲回、主簿庾格、僧正法持絓经书，是其家者皆写得。又得招提琰法师众义疏及众经序。又得头陀寺昙智法师阴阳、卜祝、冢宅等书。又得州民朱澹远送异书。又于长沙寺经藏，就京公写得四部。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书五帙。又就姚凯处得三帙。又就江录处得四帙，足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书，纸墨极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又聚得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还石城为戍军时，写得玄儒众家义疏。为江州时，又写萧咨议贲、刘中纪缓、周录事弘直等书。时罗乡侯萧说于安成失守，又遣王咨议僧辩取得说书。又值吴平光侯广州下，遣何集、曹沔写得书。又值衡山侯雍州下，又写得书。又兰左卫钦从南郑还，又写得兰书。往往未渡江时书，或是此间制作，甚新奇。张湘州缵经饷书，如樊光注《尔雅》之例是也。张豫章绾经饷书，如《高僧传》之例是也。范鄱阳胥经饷书，如高诱注《战国策》之例是也。隐士王缜之经饷书，如《童子传》之例是也。又就东林寺智表法师写得书。法书初得韦护军叡饷数卷，次又殷贞子钧饷，尔后又遣范普市得法书，又使潘菩提市得法书，并是二王书也。郡五官虞皭大有古迹，可五百许卷，并留之，伏事客房篆又有三百许卷，并留之，因尔遂蓄诸迹。又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及临汝灵侯益州还，遂巨有所办。后又有乐彦春、刘之遴等书，将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书。又得张雍州书。又得桂阳藩王书。又得留之远书。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19]

　　梁元帝的这段长篇回忆涉及的人物多达数十，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聚书活动的详情，十分珍贵。梁元帝除“蒙敕给书”外，聚书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写得书”，即知道某人有某书，即借来抄写，或者派人去写。二是“市得书”，即出资购买。三是“经饷书”，即他人赠送。

　　因聚书成风，当时士人彼此间的借书相当频繁。颜之推就此告诫后人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20]借来书，有人是自己抄写，如刘穆之“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21]王泰“少好学，手所抄写二千许卷。”[22]不过更多的情况可能是雇人抄写。至少从汉代以来就一直有以抄书为生的人，如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23]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24]南朝也有佣书人。周山图“少贫微，佣书自业。”[25]沈崇傃“佣书以养母焉。”[26]王僧儒“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27]朱异“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经，尤明《礼》、《易》”[28]在写本时代，特别是在聚书成风的情况下，以“佣书”为业的人应该是相当多的，只是这些人能进入史传的不多。当时雇人抄书相当普遍，所以如刘穆之那样“自手写书”就成了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南朝地方学校教育不发达，“佣书”客观上成为一般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对于文化的普及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书籍的保存而言，私人聚书比官府聚书可能更重要。隋代牛弘曾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按他总结，自秦汉以来书有“五厄”。[29]除秦焚书外，国家藏书每每因战乱而亡佚。战争过后，新王朝藏书之所以能逐渐恢复，皆因政府有自民间征集图书的举措。所以从根本上说，书籍的保存更有赖于民间。国家藏书虽多，但因过于集中，一遇战火便损失殆尽。

　　此外，就知识的传播而言，也是私家藏书更有意义。《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因为皇帝特批，柳世隆才借到二千卷秘阁藏书。与之类似的还有江子一的例子。《梁书》卷四三《江子一传》：“起家王国侍郎，奉朝请。启求观书秘阁，高祖许之，有敕直华林省。”这也是得到了皇帝的特批。不难想见，一般人是不可能见到国家藏书的。《梁书》卷三四《张缅传附张缵传》：缵“起家秘书郎……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如此数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张缵为了尽可能多读书而迟迟不愿意离开秘书省，这也是因为国家藏书不外借。上引《金楼子》聚书篇涉及人物多是当时显赫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彼此间传抄书籍相当频繁，由此可以推知，普通民间士人若想读书更是要靠私人间的互相借阅、抄写了。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低估国家藏书的意义。国家藏书虽然常常毁于战火，但据此而编制的目录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没有历代王朝不断编制目录，当时人以及后人都无法知晓一个时代图书的总体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知识体系。

　　晋末以至南朝聚书的盛行可能与当时造纸业的发展有关。纸张刚刚出现时数量很有限。东汉时，“延笃从唐溪季受《左传》，欲写本无纸。季以残笺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 [30]西晋纸张的缺乏还是个大问题。葛洪回忆青年时代的艰辛说：“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31]东晋初，王隐欲写《晋书》，但“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32]到东晋后期，纸张生产数量可能有增长。《初学记》卷二一《纸》引桓玄《伪事》：“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东晋是简、纸并用阶段，桓玄强调今后一律用黄纸，当时纸张生产的数量或许已能满足一般需要。人们仍然使用竹简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研究造纸史的专家也指出：“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用纸了。”[33]

　　不过一直到刘宋时，对于穷人来说，纸张还是昂贵的。《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刘宋时“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高帝第五子）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又，“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舍，时年四岁。性方整，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南史》卷七六《徐伯珍传》：“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看来纸张还不是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

　　梁代纸张的价格可能因产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梁书》卷四九《袁峻传》：“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袁峻“家贫无书”，但能抄书“日五十纸”，纸的来源似不成大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义阳朱詹“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朱氏吃不饱饭，但却可以“吞纸以实腹”，这个故事或许也说明纸张不再昂贵？

　　造纸业的发达、纸张的普及对聚书的盛行肯定有影响，但如果联系到这一时期更为广泛的学术文化背景，我们就不能把聚书的盛行仅仅归结于此。聚书的兴起还有文化史上的原因。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南朝知识崇拜的社会风气。

　　二．儒、玄、文、史中的知识崇拜

　　与聚书风气的兴起约略同时，从晋宋之际开始，整个学术风气也渐渐发生了变化。通观前后，这个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此前是一个玄学时代，那么此后就是一个知识至上的时代了。

　　与南朝相比，玄学时代的人们并不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这在东晋表现得尤为明显。王恭的一段话相当有代表性。《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恭语：“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余嘉锡《笺疏》案语：“《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34]余氏解释言简意赅，不过当时人最看重的是“清辞简旨”，恐怕并不以读书少为“短”。《赏誉》篇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也说：“恭虽才不多，而清辩过人。”“清辞简旨”、“清辩过人”是衡量人材优劣的重要标准。这样的例子在汉晋时期不胜枚举。

　　公允地说，王恭并非完全不读书。《晋书》卷八四本传载，王恭“读《左传》至‘奉王命讨不庭’，每辍卷而叹”，死后，“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这样的人却被后人视为“读书少”，这只有一种解释，即在王恭以后，士人更加重视读书。是否具备渊博的知识成了衡量士人价值的最重要尺度。《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袁豹，《宋书》本传载：“好学博闻，多览典籍”，义熙九年卒。[35]《隋书经籍志》载有《袁豹集》八卷。袁豹事迹不多，不过谢灵运既然以袁豹为例说殷仲文读书少，可知袁豹应该是个饱学之士。从对殷仲文的评价看，谢灵运对读书是相当重视的。这与《宋书》本传所称“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36]正可呼应。《南史》卷一三《刘义康传》：

　　（元嘉）十六年，进位大将军，领司徒。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者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也。”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其浅陋若此。

　　袁淑是袁豹之子，“博涉多通”。[37]刘义康问他年龄，他不直接回答而故意以“邓仲华拜衮之岁”、“陆机入洛之年”来答复。这完全是在炫耀知识。《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

　　（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王俭、陆澄都是博学之士，但互相不服气，最终竟然屡屡作起了比赛知识多少的游戏。所谓“隶事”就是指引用典故。“隶事”的游戏就是比赛谁掌握的典故更多，结果是陆澄取胜。据陆澄本传载，“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当世称为硕学。”陆澄取胜自有道理。

　　南朝重视知识的风气愈演愈烈。颜之推后来在北方回忆说：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谓霍乱为博陆，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言食则餬口，道钱则孔方，问移则楚丘，论婚则宴尔，及王则无不仲宣，语刘则无不公干。凡有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原由，施安时复失所。[38]

　　颜之推的这段回忆，初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南方士人不学无术，似乎与我们强调的南朝重视知识的风气正好相反。但实则不然，它反映出的真实情形是：在普遍重视知识的气氛中，连无知的人也要附庸风雅，装作有学问。

　　《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南朝重视知识的倾向在这四种学问中都有表现。我们先来看文学方面的表现。

　　在文学方面，至少从刘宋开始，重视知识的倾向就十分明显。梁锺嵘《诗品》序：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锺嵘说南朝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贵于用事”的风气。所谓“事”即典故，“用事”与“隶事”含义相同，也是指征引典故。按锺嵘说，此风从刘宋颜延之、谢庄开始。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成了“且表学问”、炫耀知识的工具。[39]

　　颜延之是晋宋之际人。《宋书》本传说他是“好读书，无所不览。”[40]锺嵘在《诗品》“中品”中再次申明序中旧说，称其诗作“喜用古事”。“好读书”与“喜用古事”两个方面是有关系的。刘勰曾说：“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41]所谓“学贫者迍邅于事义”，就是说如果作者学问贫乏，便会在“用事”上遇到困难。可见，若要在诗文中炫耀知识，便不得不广泛读书。除了在诗文中“喜用古事”外，颜延之在《庭诰》中对自己重视读书的观念更有明确表达。《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称其“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他假设一场景告诫后人说：

　　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涂失偶，黡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

　　这是在告诫后代，若不多读书，将来就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以后颜之推也有类似之说：“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4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引卢文弨《论学札》评论道：“二颜之语，其形容不学之人，致为刻酷。”[43]

　　锺嵘提到的另一个“贵于用事”的代表是谢庄。谢庄是谢弘微之子，也是博学之士。《宋书》本传说他自幼好读书，“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精于《左传》，“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谢庄还擅长作赋，“文冠当时”的袁淑见其所作赋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44]此外，谢庄还是当时一流的玄学家。

　　在玄学方面，刘宋时也出现了明显的重视知识的倾向。王僧虔《诫子书》提供了重要的讯息。《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45]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对王僧虔《诫子书》，余英时先生曾撰文详细考释。对文中“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云云，余先生解释说:如果像‘袁令’、‘谢中书’、和‘张吴兴’这三大名家分别和你谈三玄，难道你也能推说没有读过这些基本的清谈文献吗? ”[46]关于《诫子书》的意义，他说：“《诫子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具体地指示我们，清谈到了南朝中期已演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它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它在当时门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何种功能?《世说新语》虽是清谈的总汇，但止于刘宋之初；现存梁元帝《金楼子》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偶有涉及，但不及《诫子书》之集中与具体。此外散见史传的清谈记录则更属一鳞片爪。所以古今学人讨论清谈问题都特别重视它。唯本文以考辨《诫子书》的疑点为主旨，不能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观点对南朝清谈多所推论。”

　　余先生关注玄学在南朝的变化，只是限于文章考辨的主旨而没有展开讨论。在我看来，《诫子书》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指出像魏晋玄学时代那样仅仅强调思辨、强调“清辞简旨”已经行不通了，清谈也要以读书为基础，对文献、对前人各种意见必须了然于胸，如果这些都不懂，那是没有资格谈玄的。[47]《诫子书》不会是无的放矢，王僧虔所反对的这种不读书而空谈的习气此前一定是存在的。

　　据余先生考证，《诫子书》中提到的“袁令”、“谢中书”、和“张吴兴”分别是袁粲、谢庄、张绪。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玄学家。袁粲，“（泰始）六年，上于华林园茅堂讲《周易》，粲为执经。”[48]张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49]齐建元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 谢庄精通《左传》、《论语》已如前述。他们虽然都是玄学大家，但却均学有根底，绝非空谈之士。王僧虔本人“好文史，解音律”[50]，在学问上颇有造诣。《南史》卷二二《王僧虔传》：“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由此可见他的博学。关于南朝玄学重知识，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南史》卷七一《伏曼容传》：

　　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二绝。

　　伏曼容能与袁粲“言玄理”，自是玄学中人，但却看不起玄学开创者何晏。他的傲慢并不是因为自己在玄学理论上有什么创获，而全是在“事”之一端。在他看来，何晏在学问上是不行的。伏曼容的优越感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

　　唐长孺先生曾经说：“整个玄学自晋以后便只是知识的炫耀”[51]，而不再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个观察十分敏锐。不过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知识的炫耀”并不仅仅局限在玄学领域。在前面涉及的文学领域以及接下来要讨论的经史领域中，重视知识、重视对知识记忆的倾向也十分明显。经史方面，相关的例证非常多，这里只能引出最具典型性的若干史料。《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

　　《南史》卷四一《齐衡阳元王道度子钧传》：

　　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梁书》卷四○《刘之遴传》：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着《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

　　《梁书》卷四○《刘显传》：

　　显好学，博涉多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丁母忧，服阕，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倕闻之叹曰：“刘郎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其为名流推赏如此。……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筠传》：

　　筠状貌寝小，长不满六尺。性弘厚，不以艺能高人。而少擅才名，与刘孝绰见重当时。其自序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

　　《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

　　孔休源识具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

　　《梁书》卷二七《陆倕传》：

　　倕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

　　在以上事例中，看不到对经学义理、历史教训的思考，如同文学领域中的“用事”一样，学者间的讨论都是围绕着经史著作中的“事”展开的。孔休源、陆倕之辈甚至可以背诵《起居注》、“暗写”《五行志》，确实相当惊人。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学术风气，对此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刘宋时，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52]很能反映当时士人群体的心态。颜之推说得很明确：“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53]“贵能博闻”，就是重视对知识的掌握。

　　以前我曾经讨论过《三国志》裴注的问题。[54]当时的基本思路是：受东汉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汉晋时期史学著作也趋向于简化，所以有简略的《三国志》问世。以后经学影响渐渐消退，史学著作遂重视历史事实的丰富，所以有以增补事实为主的裴注出现，并一度取代了文字训诂式的经学注释方式。现在看来，这个解释是有欠缺的。事实上，文字训诂式的注释始终存在，不能认为裴注一类的注释方式取代了前者。裴注大量增补历史事实的原因与经学盛衰或许没有什么关系。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裴松之的时代出现了重视“事”、重视知识的风气。这可能才是裴注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崔慰祖的例子或许可以支持这个判断。《南齐书》卷五二《崔慰祖传》：

　　（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

　　崔慰祖试图注《史》、《汉》，原因在于他认为二书“漏二百余事”。可见他对于“事”的重视。与此类似的还有刘孝标的例子。刘孝标“博极群书”，崔慰祖称他为“书淫”。[55]刘氏注《世说新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也体现了对“事”的重视。裴注的出现应该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由于对“事”的关注，南朝类书编撰十分发达。刘师培论齐梁文学说，当时“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考之史传，《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56]王瑶也说：“随着数典用事之风的流行，齐梁时编纂类书的风气也盛极一时，都是为了文人们隶事属对之助的。”[57]他们的讨论都是围绕着齐梁文学。本文所要特别强调的是，“用事”绝不仅仅局限于齐梁时期，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南朝时期儒、玄、文、史各领域内都弥漫着同样的重视知识的风气。

　　自刘宋开始，儒、玄、文、史四学并立，显示出一种学术分途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学术也呈现着合流的倾向。魏晋时，经史学家与玄学家是有明显冲突的。西晋“重庄老而轻经史，（庾）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58]东晋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59]干宝形容当时风俗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60]应詹上疏：“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61]范宁矛头直指王、何：“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62]

　　但是到南朝以后，这种激烈的冲突不见了。关于儒学与玄学的合流，前辈学者已有深入讨论。唐长孺先生揭示出东晋以后礼玄双修已成普遍趋势。[63]余英时先生则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从仍具现实意义的情与礼的关系入手，对儒、玄合流给予了更深入的解说。[64]本文试图补充的是，儒、玄冲突的解决或许也有一个学术内部的原因，即当对经学、玄学以及其它学问的讨论都演变为知识性的讨论时，彼此之间便有了共同点，因而更易于相互沟通。归根结蒂，元嘉时的四学并立只是体现了当时人的知识分类思想，而并非要在四门学问之间设置壁垒。在崇尚博学的南朝，学者的知识并未受此局限，反而是更加综合了。

　　现在我们可以接着讨论第一节的问题了。前节所揭示的自晋宋之际开始的聚书风气与本节所讨论的知识崇拜的风气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二者之间有密切关系。准确地说，聚书的盛行只是知识崇拜风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具体表现而已。这方面的例证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仅举出两个例子加以说明。《陈书》卷三○《傅縡传》：“后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傅縡的“博通群书”是以萧循“广集坟籍”为前提。又，《陈书》卷二七《姚察传》：“年十二，便能属文。父上开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的情形与傅縡相同，都说明聚书是博闻的条件。既然如此，追求博学的南朝士人自然会尽力聚书。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所以前节才未将南朝聚书的盛行仅仅理解为造纸技术发展的结果。

　　三．从名士到学士

　　与崇尚知识的风气相关联,南朝士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用“名士”、“学士”来指称士人由来已久。不过比较而言，汉晋多使用“名士”，而南朝则更多使用“学士”。一般而论，士人都有文化，但名士之所以成为名士，往往并不是因为他有文化，而学士称谓则与文化、知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所谓“名士”，顾名思义，即是有名之士。《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称：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以上“三君”、“八俊”之辈都是东汉末年名士中的领袖人物，可以说是“名士”中的“名士”。他们的特点及成名途径各不相同，或者因“德行引人”而著名；或者因“导人追宗”而著名；或者因“以财救人”而著名，大致都偏重于道德一端。[65]这正是赵翼所说的“东汉尚名节”风气下的结果。[66]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一些人依然以此标准来理解“名士”。《三国志》卷二二《卢毓传》：

　　前此诸葛诞、邓扬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

　　按卢毓所说，通常的情形应该是“畏教慕善，然后有名”，这还是强调以德获名，《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西晋刘颂上疏：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

　　“人不立德”，“故无名士”，这也还是偏重于道德。不过就当时的现实看，卢毓、刘颂的认识比较保守，实际上汉晋时期成名方式已经多种多样，或因特立独行而成名、或因善于应答而以一言成名、或因受到大名士赏识而一日成名。渡江之后，不少“名士”更以放纵而成名，如羊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67]他们的言行举止与正统的道德礼法完全是背道而驰。本文上节引东晋王恭所谓“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一语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名士的特征。

　　南朝人偶尔也使用“名士”称谓，如《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载梁元帝语：“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南史》卷二八《褚照传》：“彦回从父弟也。……常非彦回身事二代。……彦回拜司徒，宾客满坐，照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 不过与汉晋时期相比，这样的例子在南朝极罕见。南朝史籍中呈现最多的是“学士”。

　　关于“学士”称谓，赵翼曾有敏锐观察。《陔余丛考》卷二六“学士”：

　　学士之名，其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正始中，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晋、宋以后，增置渐多。宋泰始六年，置总明观学士，后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修《五礼》。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武时，沈约等又请《五礼》各置旧学一人，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为太子，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刘孝标撰《类苑》，梁武又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其它散见于南、北史各传者，如虞荔、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为东宫学士，傅縡、顾野王、阮卓为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为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第其时所谓学士者，无定员，无定品。……

　　赵翼注意到“学士”之名“晋、宋以后，增置渐多”，确具卓识，但他以《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中的史料来论证“学士”称谓“其来最久”却不可靠。至晚西汉人就已经使用“学士”一词了。《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同书卷一二一《儒林传》：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于定国“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 《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引蔡邕《表志》：“自执事之吏，下至学士，莫能知其所以两庙之意，诚宜具录本事。”由以上例子看，两汉人已经在使用“学士”称谓，并非如赵翼所说从曹魏时开始。

　　从上引汉代史料看，与“名士”不同，“学士”往往是和学术文化有关。这在魏晋以后也还是如此，无有例外。《三国志》卷九《曹仁传附弟纯传》注引《英雄记》：曹纯“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三国志》卷四二《许慈传》：“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载，东晋初荀崧上表追述西晋儒学盛况说：“置博士十九人。九州岛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关于“学士”的含义，以下的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诸葛亮向张温介绍秦宓，称他为“益州学士”，张温见到秦宓立刻追问：“君学乎？”可见，“学士”就是指有学问的士人。又，《南齐书》卷五六《刘系宗传》：

　　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

　　这里说的再明确不过了，学士只会“读书”，所以“不堪治国”。按此，“学士”就是指会读书、懂学术的士人。

　　按赵翼所举事例，南朝真正引人瞩目的变化是大批学士为朝廷、诸王所设的各种机构吸收，并从事文化活动。学士虽然“无定员、无定品”，但却具有浓重的“准官员”色彩。这既与南朝皇权的复兴有关，同时也体现出知识时代的特征。士人再也不能像东汉名士那样，仅凭他们在士人群体中获得的名声就可以呼风唤雨。在皇权复兴、重视知识的时代，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学识来服务于王朝并获得相应的名誉与利益。我们现在来看两个与之相关的有趣故事。《太平广记》卷二五三引《谈薮》：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68]

　　《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

　　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

　　司马消难、陈叔陵都想获取名誉。前者采取的办法是“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后者则是“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这样的举动固然荒唐可笑，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名”的获得离不开读书、离不开知识。他们虽然都不是学士，但为了求名却不得不装扮成学士的模样。

　　南朝士人多以“学士”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中，影响所及，甚至派生出了“童子学士”这样的说法。《梁书》卷四一《王规传附宗懔传》：“懔少聪敏好学，昼夜不倦，乡里号为童子学士。”这个例子很有趣。它既说明了“学士”的特征在“学”，也说明南朝“学士”称谓已经成为使用频度极高的习用语，所以才会导致儿童好学者被戏称为“童子学士”。检索南朝史籍，可以称得上“童子学士”的人相当多，如刘瓛“少笃学，博通五经。”[69]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70]韦载“少聪惠，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71]虞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72]姚察“六岁诵书万余言”，“年十二，便能属文。”[73]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东汉以来也有类似南朝“童子学士”的例子，如曹丕“少诵《诗》、《论》”，[74]邴原早孤，少好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嶷然有异”[75]，但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并不多见。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记载是关于早慧型儿童的。《世说新语·言语》篇：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同书《夙慧》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应该说早慧型儿童、“童子学士”类型的儿童在各个时期都会有，汉晋多早慧儿童的记载，而南朝多“童子学士”的记载其实反映的是两个时期人们观念的不同。汉晋时期，人们崇尚的是机智、聪慧，而在南朝，人们崇尚的则是知识的拥有。对于士人来说，这关系到家族地位的延续。前引颜延之《庭诰》、颜之推《家训》都告诫子孙读书的重要。二颜之语与“童子学士”可以互相发明，都表明了在重视知识的时代，士人对后代的学习有多么关切。在皇权复兴、知识至上的新时代，士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传承已经不能完全凭借家族政治上的权力，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文化。王僧虔在《诫子书》中直言道：“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76]

　　综合全文，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角度看，聚书风气的兴起、儒玄文史中重视知识的倾向、名士与学士称谓的转换都表明南朝的学术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按照通常的理解，汉代是一个经学的时代，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南朝诸种学问之中，文学最盛，过去我曾以为南朝或许可以算是文学的时代。这个认识自有道理，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肯定不全面，因为文学虽盛，但它不能涵盖一切。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追求渊博、重视知识的特征在其它领域也都存在。既然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相同的重视知识的倾向，所以本文更愿意用“知识至上”为这个时代命名。

　　最后须要补充强调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在讨论南朝的学术文化特征，但文中之所以一再提及“晋宋之际”，实际已经暗含了一个认识，即南朝的变化其实都是从东晋后期开始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前文所提及的刘宋初年那些最重要的学术人物如雷次宗、裴松之、谢灵运、颜延之等人都是在东晋后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知识的获得、学术价值观念的养成都是在那个时期。因此，若要解释知识时代的起源，东晋后期应该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在探究起源之前，首先确认南朝时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则是必须的。这正是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注释：

　　[1]《晋阳秋》因记载枋头失利而得罪桓温，不得不写成两种定本。孙盛本传称：“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

　　[2]《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

　　[3]《颜氏家训·勉学》篇。

　　[4]关于孝武帝复兴儒学一事，田余庆先生曾有关注。读者可参阅田着《东晋门阀政治》中“孝武帝与皇权政治”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三，《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92页。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佛教撰述》，中华书局1983年版，425页。

　　[7]《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称：“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余嘉锡以为《隋志》“六万”当是“一万”之误写，见上引余书。

　　[8]《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

　　[9]《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

　　[10]《南齐书》卷五二《崔慰祖传》。

　　[11]《梁书》卷一三《沈约传》。

　　[12]《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13]《南史》卷五一《吴平侯景传附子劢传》。

　　[14]《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15]《梁书》卷三四《张缅传》。

　　[16]《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

　　[17]《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18]《梁书》卷三四《张缅传》。

　　[19]《聚书》篇文字原本错讹较多，现在引用的文字是经过许逸民先生校勘的。在此谨向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20]《颜氏家训·治家》篇。

　　[21]《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

　　[22]《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泰传》。

　　[23]《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24]《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

　　[25]《南齐书》卷二九《周山图传》。

　　[26]《梁书》卷四七《沈崇傃传》。

　　[27]《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28]《南史》卷六二《朱异传》。

　　[29]《隋书》卷四九《牛弘传》。

　　[30]《初学记》卷二一《纸》引《先贤行状》。

　　[31]《抱朴子》外篇自叙。

　　[32]《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3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53页。

　　[3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763页。

　　[35]《宋书》卷五二《袁湛传附袁豹传》。

　　[36]《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37]《宋书》卷七○《袁淑传》。

　　[38]《颜氏家训·勉学》篇。

　　[39]关于刘宋诗歌“用事”，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2007年中华书局版）第四章“以博学相尚的元嘉诗风”中有详细讨论，读者可以参看。

　　[40]《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41]《文心雕龙·事类》篇。

　　[42]《颜氏家训?勉学》篇。王利器以为颜之推所讥讽者为北齐许惇，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4页。

　　[43]同上书145页。

　　[44]《宋书》卷八五《谢庄传》。

　　[45]标点本校勘记：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　按下云“马郑何所异”。梁玉绳《瞥记》云：“马、郑未尝注《老》。王西庄光禄云‘老子’当作‘老易’，盖是也。”

　　[46]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载《中国文化》第八期。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处。

　　[47]余英时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涉及到《诫子书》。他说：“清谈决不完全等于空谈，即以清谈一事而论，不但谈士必须博学（见《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诫子书》），而且清谈本身便发展出一套礼节，转为谈士的一种约束。”（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84页。）余先生此处重点在于讨论“礼节”与“约束”，因此对“博学”一事没有展开讨论。

　　[48]《宋书》卷八九《袁粲传》。

　　[49]《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本卷校勘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三国志》注引《管辂别传》，云‘何尚书自言不解易九事’，《南史》伏曼容传亦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此云七事，未知孰是。”

　　[50]《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51]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299页。

　　[52]《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

　　[53]《颜氏家训·勉学》篇。

　　[54]胡宝国：《三国志裴注研究》，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5]《南史》卷四九《刘怀珍传附刘峻传》。

　　[56]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齐梁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7]王瑶：《隶事·声律·宫体》，《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87页。

　　[58]《晋书》卷五○《庾峻传》。

　　[59]《晋书》卷八二《虞预传》。

　　[60]《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

　　[61]《晋书》卷七○《应詹传》。

　　[62]《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63]参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64]参见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5]《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永兴二年，司徒种暠举淑贤良方正，辞以疾。桓帝闻淑高名，切责州郡，使舆病诣京师。”按此刘淑的“高名”自然是因其学术而来，但多数情况下，学术成就并不是“名士”获取名声的主要手段。

　　[66]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

　　[67]《晋书》卷四九《羊曼传》。

　　[68]《周书》卷二一《司马消难传》称：“消难幼聪惠，微涉经史，好自矫饰，以求名誉”，可与《谈薮》所载事迹互为补充。

　　[69]《南齐书》卷三九《刘瓛传》。

　　[70]《梁书》卷五○《陆云公传》。

　　[71]《陈书》卷一八《韦载传》。

　　[72]《陈书》卷一九《虞荔传》。

　　[73]《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74]《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75]《三国志》卷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76]《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