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巴特尔教授正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本网记者 胡博婧/摄

    萨·巴特尔教授多年来在伦理学研究领域精耕细做，屡有成果问世。日前，他的学术专著《<蒙古秘史>的德性与教化思想研究》出版。记者于六月专程走进美丽而静谧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和林校区，专访了萨·巴特尔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和林校区距离呼和浩特40公里，是北魏前期都城盛乐城旧址。在这片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地方，萨·巴特尔教授围绕这本专著阐述了他的学术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近期出版了专著《蒙古秘史的德性与教化思想研究》一书，请您谈谈“秘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引发的研究热潮及其相关情况。

　　萨·巴特尔：“秘史学”，顾名思义是指《蒙古秘史》的研究，又称“蒙古秘史学”，简称“秘史学”。众所周知，蒙古是个世界性的民族，有关蒙古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统称为“蒙古学”，这是个较为宽泛的研究领域，“秘史学”属于“蒙古学”，是以《蒙古秘史》为论题，结合12-13世纪蒙古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形成，游牧经济的发展，集中研究蒙古的历史文化以及人的精神状况。以往“秘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学、军事、政治、经济等少数领域，而如今这个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似乎以蒙古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悄然拓展到了蒙古人的精神状况上。当然，人的精神的研究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民族的活化石，精神通过语言得到表述。国内外哲学伦理学界对“秘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基于蒙古语，理解蒙古语、阐释蒙古语、应用蒙古语的工作。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我们从《蒙古秘史》的语言及其“隐喻”形式，很容易发现蒙古人之所以成为蒙古人的，而且是寓于他们时代精神的历史痕迹。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书中谈到，历史的“文字记述”形式只是个传承历史的手段而已，它以文字为视觉或符号系统，记录着某个特定民族的历史以及由他的参与而导致的与其关联的世界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萨·巴特尔：对于任何民族而言，从语言转向文字必然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语言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文字则完全不是这样的。语言属于人的听觉符号系统，但它极其不稳定性。人们熟知的民间文学，在其原初的意义上，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听觉符号系统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得到比起语言更为稳定的形式，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就早已变成当代人听不到而消失的听觉符号系统。后来有了文字以后，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个民族特有的符号，从自得到了极其稳定的形式，听觉符号系统再加视觉符号系统。这样，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记述，就等于有了完整的传承形式，古人与今人的相互沟通也就有了可能。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首先就是使这种沟通变成现实的工作。当然，以往我们的史学家过于注重传统史学的研究，而忽视了新史学的研究。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我们所谓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带有军事、经济或政治意义的事件，它和普通人的生活离得较远。相反，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则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它似乎更注重对人有关的所有的事件。这对于特定民族及其人的精神状况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按照“新史学”的理论，所有和人有关的生活及其活动，在其严格的意义上，都可成为我们的历史，历史就是这样把人的精神看做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精神及其自我发展过程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