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5年以来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广泛运用于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由此引发学界大量哲学与伦理学思考，CRISPR的伦理和监管问题作为研讨焦点。这一兴起不到30年的基因医学技术何以让人们“想说爱她不容易”？未来，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这一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将如何共同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近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和运用于其他医学领域的医药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似乎致力于从更为初始的意义上预测、治疗疾病。基因编辑技术的这种诉求的合理性、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新庆：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梦想通过改变人类胚胎内特定的遗传性状，让新生儿不再携带致病基因，从而从根本上预防和治愈疾病。这种朴素而又善良的治本想法本身并没有错。无论是如今如日中天的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还是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动物实验阶段的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都是人类为了自身健康而主动开展的技术尝试。诞生于2013年的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已成功运用到定点敲除大、小鼠的基因，且效率高、速度快、简便易行，它也有望根除致病基因在世代间的传递。如果基因编辑技术用于预防和治疗人类疾病，这种医学目的之诉求具有技术的合理性。如果把这种新颖技术应用于增强正常人性状和能力的非医学目的，设计新的基因婴儿，则这种诉求不具有合理性。 

　　记者：但这一技术理性也触及一系列争议。比如如何看待基因编辑技术的价值中立性与否？它所可能实现的基于人们主观意愿的“独家定制”遗传基因，以人来控制自身进化能否实现优于自然选择的进化？是否可能造成生物物种不平等性观念？请您谈一谈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难题。 

　　张新庆：对于诸如基因编辑技术这样有可能影响到人类基因库多样性的“攻击性”强的崭新形态，有两个伦理问题需要深入思考：该不该做？应该如何做？前者是实质伦理问题，后者是程序伦理问题。在该不该问题上，人类社会已经达成较大共识的是，借助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来达到生殖目的或增强人类性状和能力的做法均得不到伦理上的辩护，主要的理由是：不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漠视了胎儿开放性未来的权利，甚至背离了人类尊严。 

　　那么，出于医学目的之胚胎基因编辑该不该得到伦理上的辩护呢？学术界对此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主张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理由可以概括为：基因脱靶效应诱发医源性不可逆伤害，编辑人类胚胎基因只是防控遗传疾病的备选方法之一，直接操纵人类胚胎基因，冒犯了人类尊严。当然，即便是不少伦理学家也对上述反对声音不以为然，更不要说那些志在捷足先登的科研人员了。 

　　面对伦理认识分歧，人类社会应该为基因编辑技术设立禁区呢？还是不顾道德风险而“勇往直前”呢？这两种极端的做法均不可取。中山大学黄军就在我国主办的Protein&Cell上发表胚胎基因编辑论文后，我在《科技导报》上曾经以“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之伦理论证”为题表达本人当时的伦理态度。“暂缓”的隐含着两层含义：出于医学目的之基因编辑技术临床应用不存在实质性伦理问题，可以得到伦理辩护，但在程序伦理上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当伦理讨论不充分、伦理准则和伦理审查缺失又监管不到位时，一系列不受伦理约束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有可能蔓延，最终危及这项被患者和社会公众寄予厚望的新兴技术本身。21世纪初的干细胞治疗从如火如荼到2012年“自查自纠”政策出台后的戛然而止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