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和管理方面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又面临何种挑战？就以上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

　　刘曙光表示，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意味着我国承认并且接受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理念通行标准和相关规则。例如，关于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的理念，关于保护与文化遗产共生的周边环境的理念，关于申报世界遗产的技术规定与要求等。这些伴随着《世界遗产公约》而来的国际通行标准和相关工作，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经过30年时间，我们已经能够比较自如地运用国际规则去向国际社会推介我们的文化遗产。

　　在回顾成绩的同时，刘曙光特别谈到了我国世界遗产的监测问题。世界遗产有一套监测机制保证其永续保存。如果遗产申报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价值受到严重损伤，就有可能吃到“黄牌”，甚至被清除出世界遗产名录。目前被除名的世界遗产已有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问题十分严重，也特别紧急。”刘曙光表示，要做好世界遗产监测工作实属不易，面临着认知程度不高、工作基础薄弱等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监测的标准不明确、不统一。

　　在刘曙光看来，监测标准不明确、不统一的客观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我国的世界遗产类型不一，很难用一个适用统一的标准。二是大家都是零起步，世界遗产的监测对谁都是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都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从头探索。三是很少有地方是从“纯监测”起步，大多是把监测与安防监控结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世界遗产监测工作的紧迫性近年来已经引起了我国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从2012年开始着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经过两年时间，已经把国家文物局提出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从原则性的思路做成了一个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监测预警平台系统。刘曙光介绍，该系统基本理清了文化遗产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家局、省局和地方）进行宏观管理的数据需求。以“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干预”为原则，删繁就简、取易避难，提炼出了 17类 59项 监测数据。其中，“当前监测数据”的采集是重点中的重点。

　　与其他系统有别的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中央平台与地方平台互通共用、共建共享的系统。“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基础档案信息系统，它得以顺畅运行并切实管用的基础，是源源不断的各个遗产地的实时监测数据。正是通过对不同时段的监测数据进行比较，才能判断出遗产地保护状况的优劣。”刘曙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系统的实质是一个“管理”系统，它指引的方向，是一种用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文化遗产的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创新。

　　刘曙光建议尽快推动该系统的应用推广。首先，国家文物局应出台强制性的行政法规，要求各个遗产地提供必要的数据。没有来自各个遗产地的基础数据，管理部门是“睁眼瞎子”，监测系统是“聋子耳朵”。第二，开展基于遗产地的地方子系统样板建设。从各地实际管理工作的需求出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没有建过系统而又有监测工作积极性的遗产地开始，重点帮扶。第三，为了保证各地子系统的数据能准确上传，现在必须强调，凡是建设世界遗产监测系统的遗产地应实行统一的监测业务数据规范和计算机代码标准。相关规范与标准的编写工作已基本完成，建议国家文物局尽快颁布，使其成为事实上的行业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