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0日是林语堂博士诞生120周年纪念日,这里那里都有文章谈论他的作品和宗教信仰,给了我一个话题。

　　林先生从1932年起提倡“闲适幽默”,给中国文坛很大的影响。抗战时期我读《生活的艺术》,后来读《吾土与吾民》,很倾慕他跌宕不羁的文气与消解线装书的手法。但是他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的小说,他用中文写的专栏,都看不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他1960年第一次回台湾居住,正值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涌入,他1966年第二次回台湾居住,看到乡土文学兴起,这两件大事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林氏在台北有一大贡献,他加深了世界各国对台湾文学的印象,他的工作平台是国际笔会台湾分会,这个组织透过文学活动,使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认识台湾。林语堂是国际上有名的文学家——记得1978年我参加一个访问团,行程中有中南美洲之游,秘鲁当地一个人对我们说,他只知道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语堂。由他来挂帅推动文学走向世界很有成效,可也正因为如此,台湾境内的作家和他更隔了一层。

　　在台湾那些年,林氏有些言论破俗立异,令年轻人惶惑。例如他提出一个口号:“青年往左边去!”他说“左”代表进步,我们应该当仁不让,以“左”自居。他的话吓了大家一跳,因为百年来约定俗成,“左”关乎政治倾向。他强调写文章没有方法,只是意到笔随、行云流水,他嘲笑施耐庵,批《水浒》,这里是伏笔,那里也是伏笔,一伏二伏三伏。我想,任何事都有方法,呼风唤雨都有方法,没有方法如何学习?

　　林氏在基督徒的家庭中出生,游走于各种人生哲学之间,晚年受洗皈主,牧师说,林语堂一生并未离开基督。我想,林大师这个人,你怎么看也不像耶稣或保罗,他是魏晋名士加上英国绅士,英国绅士拘谨,他比较能“放”,魏晋名士狂诞,他比较能“收”,分寸恰到好处。他也因此没有草根性,他对人生的态度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寻绎,他说他爱山:“……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藐视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虚伪而渺小的东西……你生在那些山间,你心里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人,商业,政治,金钱等等,无不如此。”

　　五岳归来的境界,只是藐视一切低矮的东西?作家的率真诚然可贵,可是如此胸怀距离“基督的样式”太远了!他也没有“山从人面起”那样纯美,没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那样谦卑,没有“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那样悲悯。尤其是缺少最后这一种态度,因而乡土文学作家对他很有意见,说他“看见有人上吊,还以为那人是在打秋千”。我记得台湾有一首现代诗赞赏海上渔火,立即有人责备那作者忘了渔民在海上作业是多么辛苦,多么危险。依照这个说法,“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时候,远远应该传来《渔光曲》,唱“捕鱼人儿世世穷”,不该是寒山寺的钟声。

　　我想,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磨擦,恐怕是两种审美态度分歧。今天才发觉,那一阵台风也扫到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