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于这篇文章仅仅介绍了四川西部新发现的几个语言,没有反映我1976年在喜马拉雅两侧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中缅边境上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马曜先生又说,您能不能详细写一下您语言调查的新情况和新成果,字数不限,写出来后可以发在云南民族研究所编的《民族学报》上。帕沃语组的语言有:帕沃语(Pa'o,有56万人口使用,分南、北两个方言,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缅甸,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泰国)、普沃语(Pwo,分东、西两个方言,东部方言有105万人使用,西部方言有21万人使用,每个方言又分若干土语)。Moso,纳西语内部差别比较大,在彝语支里比较特别,他属于彝语支最北端的一个语言,由于受羌语支语言的影响,有一些特点向羌语支语言靠拢)。
关键词:语支;分布;方言;民族识别;研究;语法;喜马拉雅;缅语族语言;国家民委;缅甸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宏开(1934-),男,江苏张家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与文化(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是中国西南地区人类迁徙、商品交换、战争等最频发的地区之一,它可以延伸到喜马拉雅南麓的广大地区。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这一地区存在一个有数百个族群,使用着有亲缘关系语言的人群,他们是从远古时期由古羌集团长期分化演变而来,我们从他们现在仍然使用着的语言,可以清楚发现他们的共同来源。这一问题曾经引起费孝通、马耀、李绍明等已故专家学者的关注,但是仍然有许多没有解开的谜团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进一步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调查研究,解开这一地区许多尚未解开的大大小小疑点。
关 键 词: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藏缅语族/亲缘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介绍了那几年我在这一地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些新发现。这篇文章初稿写于1980年,那年国家民委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会议,我将此文的油印稿在会上散发,云南民族大学校长马曜先生看到后,立刻找我,说这篇文章很有新意,我们正在筹备成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马上要编辑出版《西南民族研究》,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在这份刊物上。但是后来刊物没有建立,就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发表在《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英文稿载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1990年的第13卷第1期。
由于这篇文章仅仅介绍了四川西部新发现的几个语言,没有反映我1976年在喜马拉雅两侧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中缅边境上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马曜先生又说,您能不能详细写一下您语言调查的新情况和新成果,字数不限,写出来后可以发在云南民族研究所编的《民族学报》上。根据他的指示,我于1981年完成了约26万字的《八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谱系分类》这份调查报告,送给马曜先生审核,他给我回信说,文章很好,是否将题目改称“六江流域”,因为我们正在筹备“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配合此次考察,题目就更加贴切了。我同意了马曜先生的建议,将“八江流域”改成了“六江流域”,但由于原来的内容涉及分布在8条江的语言情况,就将另外两条江作为副标题,增加了“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但是由于该文章前面的语言分布图已经制版,修改十分困难,就保持了原来的样子。因此读者后来看到的1983年刊登在《民族学报》上的那篇长文章就是这么出笼的。这就是我首次比较全面向学术界介绍藏彝走廊的语言与羌语支语言关系的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
一、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理论
费先生是我的老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那是1952年冬到1953年春,他就在我们班上开过“民族理论和少数民族政策”的课,他在课程中提到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给他送无字锦旗,要求为他们创制文字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决心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政治生涯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后,他们一批学者整理的境外成果里关于中印边境地区的族群资料,一直是我们1976年去中印边境东段有争议地区开展综合考察的重要参考文献。1963年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后,费先生与我就在一个研究所里,经常一起开会,接触就多了起来。费先生一直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情况非常关心,其中还包括研究所里李有义等一批老一辈民族学家。
1976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相关单位合作,组成了西藏少数民族综合考察队,除了做社会历史调查,拍摄僜人纪录片影外,还做民族语言调查。我们在中印边界东段整整开展了大半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了7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包括门巴族2种,珞巴族3种,僜人两种①。调查回京后,费先生虽然还在“牛棚”里,当他知道了我们的调查过程后,就来询问这方面的情况,我一一详细做了介绍。后不久,1978年夏,我又应四川省民委邀请,参加了川甘地区白马人的民族识别,回到北京后,费先生已经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自在地到我办公室来聊天,我就一五一十地详细汇报了白马人民族识别的具体情况,他听了非常高兴,还与我讨论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分类和他们之间远近关系等诸多问题。后不久,他送我一篇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发言的油印稿,要我给他提意见。这就是后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1980年第1期)。在那篇文章的油印稿的最后,有一段文字:“在准备这个汇报时我请教了中央民族学院和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许多同志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此一并道谢。”这段话在文章公开发表的时候删去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对这一带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一直在紧张进行,我在1979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关于《羌语支属问题初探》的发言中,已经提到了这段时间在川西新发现的一些羌语支语言,这篇文章的注释有这样一段文字:“最近,有机会去四川甘孜、凉山两州的部分地区调查木雅(弥药)、尔龚、纳木义、史兴、扎巴、贵琼等语言,它们都是与羌语、普米语比较接近的语言。[2](P. 189-224)”这篇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川西新发现的这些语言与已经确定的羌语支语言的关系。这篇文章的油印稿,也曾经送给了费先生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