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张艺谋电影版《红高粱》，到近年来电视剧、舞剧等不同艺术样式的呈现，《红高粱》是莫言改编率极高的一部小说。如今，《红高粱》被再度创作，以晋剧的形式登上舞台，再“醉”京城观众。1月，晋剧《红高粱》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剧中的“九儿”由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的弟子师学丽饰演。近日，在晋剧《红高粱》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为晋剧《红高粱》的创作把脉，围绕着现代戏的创作以及用传统技巧表现现代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改编将抗日主题有机融入剧情

　　参加研讨会的戏曲专家普遍认为，晋剧《红高粱》的创作者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着力发挥戏曲艺术的特性，对原小说的情节加以浓缩和概括，立足于晋剧舞台，演绎出一群有血性的中国农民奋力抗争、抵御日寇的中国故事。

　　在剧中，编剧龚孝雄将抗战故事进行了集中化处理，从开头到结尾，抗战这条线索集中而突出。“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编剧无疑具有独到的思考。”《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表示，“经过这样的处理，使本剧的时代性和精神价值更加鲜明，对九儿和余占鳌、罗汉的关系也梳理得更清楚，故事更加流畅。”

　　晋剧版《红高粱》从第一场开始，就把抗日主题有机地融入了剧情。九儿在出嫁的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日本军曹想侮辱九儿，这时候余占鳌把日本军曹捅死了，日本人要报复，大家最后奋起反抗。“这样改编，就不觉得抗日和爱情两个主题是脱节的。编剧把两个主题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既写了草根的爱情、野性的爱情，同时又把它放在一个抗日的大背景下，一开始就点出了抗日的主题。”文艺评论家康式昭指出。

　　《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也认为，本剧与电影版的不同点在于抗日主题的贯穿：“电影版《红高粱》没有特别围绕抗战，而是突出展现了野性。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很大的张力，给人一种新鲜度、一种爆炸感。现在时代不同了，看多了就不感到新鲜了。这个时候用抗日主题来统领情节，反而感到新颖。”

　　编剧龚孝雄为整个剧目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唱词写得十分漂亮，也非常生活化。“唱词写得很有山西的泥土气息和地方特色，而且语言上没有卖弄文采，写得都是符合人物性格、人物身份的语言，这就是最好的戏剧语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谭志湘认为，生活的语言在经过艺术提炼和加工以后，就是有文采、有色彩的。“导演在人物塑造上，也颠覆了原作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两男一女间都存在着恋情，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抗日中却共同完成了神圣的使命。”谭志湘表示。

　　今年已百岁高龄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虽未亲临研讨会现场，但他十分关心现代戏曲的创作，特别为《红高粱》写下了创作修改的建议。郭汉城认为：戏曲艺术创作应运用不同的手法，发挥舞台艺术的特点，用新的舞台手段去表达剧作的思想内容，不必限于写实的叙事，只要情节和人物关系等大的脉络清晰就可以。同时，就小说或名著改编而言，不同作家的风格是不同的，改编手段也不尽相同，应提倡各种风格百花齐放。就戏曲剧目改编而言，主要在于舞台表现上一定要抓住剧种特点，从这个角度而言，晋剧《红高粱》的改编有自己的特点和艺术追求。

　　传统戏曲技巧在现代戏曲中的运用

　　为了更加贴切地表现出小说《红高粱》里“我奶奶”一双又小又漂亮的小脚，晋剧版《红高粱》创作团队选择启用传统戏曲艺术的绝活“跷功”来创造角色，也增添了表演的难度。“跷功”过去仅适用于男旦，且必须是自幼学习才能练成的一门苦功夫。在《红高粱》中，女演员师学丽的跷功表演，也成为研讨会上专家们热议的话题。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看来，在《红高粱》中，“戏”和“技”是自主结合的，这是中国戏曲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传统剧目里展现得非常好，但在表现现代生活，有生活、有故事、有人物时，剧目就往往缺少技巧。”龚和德认为，晋剧《红高粱》里的跷功、竹马发展来的跑驴，都是民间色彩很强的技巧性展示。“剧中用跷功来跑圆场，还有表现九儿反抗单老板逼婚时，采用传统蒲剧《挂画》椅子功的表演技巧，难度都很大，也十分精彩。”

　　对于《红高粱》的创作团队而言，整个编、导、演环节都力求将传统融入现代，将传统戏曲表演的唱念做打融入现代题材的表演中，从而传达人物情感、表现人物命运，丰富了现代戏曲的表演手段。“这部剧放大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将小说元素也处理得很好。比如‘洞房’一场，单老板要和九儿拜堂时展示的传统戏曲技巧椅子功就很有喜感，虽然女主角手里拿着剪刀，但椅子功的表演带给观众灵动、生活化的审美愉悦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评价道。

　　《红高粱》广泛吸收了各种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大量引入舞蹈语汇和山西民歌。对此，专家们在研讨会上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剧中‘颠轿’‘野合’‘祭酒’等场次中，铺排出的双人舞和群舞，巧妙地将传统戏曲身段和技巧表演与舞蹈语汇相融合，突破了肢体语言的幅度，丰富了艺术表现力。”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万素表示，“与此同时，音乐创作中大量吸收左权民歌、祁太秧歌、柳林伞头秧歌等山西民间音乐，与传统晋剧声腔融为一体。”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原常务副团长赵承燕直言，自己过去听晋剧的时候，高亢的打击乐常使人没法欣赏到晋剧唱腔的优美。“但这部剧的音乐对于打击乐的使用比较适度，不需要的地方就不用，需要之处又适度加进去，增加了节奏感。音乐中的晋胡、二胡很让人陶醉，唱腔设计也很美。”赵承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