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时期“今妍”书法的形成，及新书体（楷书、今草和行书）的演化，可追溯至东汉。但真正意义上将新书体臻于妙境、具备审美典范，是由东汉末年的张芝（？-约192年）、三国时期的钟繇（151年-230年）和东晋王羲之（303年-361年）完成，由王献之（344年-386年）等人推进的。后世称这一书学谱系为钟王传统。

　　钟王谱系的典范地位得以塑造和确立，南朝四世的作品搜求、临写与评述献力尤多。但对钟王传统的表述因人而异。宽泛时，除了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也包括擅长某种书体的一些书家，严格时，核心书家只有“四贤”，有时甚至不包括王献之，但总体而言，钟繇、二王是钟王传统的核心。同时，对王羲之书学贡献和地位的肯定，往往使这一谱系简约为王羲之一人，这是南朝末期到初唐书论的潜在趋势。欧阳询（557年-641年）《用笔论》以对话形式表明了初唐时期人们对这一谱系的认识，并指出学书的目的，是“过钟、张之门，入羲、献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后昆”，既有对王羲之的特写，也继承了前代的谱系认识。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与倡导，钟王传统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凝练，王羲之在这一谱系中的地位被再次凸显，而张芝、钟繇、王献之三人，一定程度上在唐代书学表述中淡化。

　　尽管钟王传统是一个历史塑造、因时而变的概念，但自唐初至清代中叶，以王羲之为标志，上可承钟繇、张芝，下可启献之、智永等的书法谱系，已成为人们对书法历史和传统应有的观念和常识，且通过童蒙教材、书法临摹、摹本复制、书论转抄等形式得以定型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