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指明了方向。新闻传播学是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及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大发展，目前全国各大院校设立了1080个相关院、系和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近20万人，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达到10万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然而新闻传播学的“大跃进”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不少“盲点”“断点”，甚至是“裂缝”“断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是亦步亦趋地以欧风美雨为马首是瞻，为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提供“中国案例”来佐证其普遍性；还是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如果选择前者，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学术产出既触摸不到国家社会的主流脉动，也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如果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思路，我们的学科建设就能够抓住中国与世界重大变革中出现的“真问题”，才能做出习总书记要求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做出应有的贡献。一句话，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只有牢牢把握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树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谈得上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美国的经验

　　从美国的经验看，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息息相关。以笔者讲授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课程为例。它不仅是美国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科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许多大学要求本科生必选的“通识课”之一。它所要解决的是在文化/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性别、种族和社会群体之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的问题。“跨文化传播”学科产生和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支持，因此它所解决的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的问题，从而为美国实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以“创新扩散”为主题的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提供理论框架和决策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降，“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研究超越了原有的民族－国家界线，拓展到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范畴。

　　从理念上说，由于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所有的人际传播都可归入跨文化传播的范畴。而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民权运动使黑白种族矛盾进一步凸显，美国主流社会亟需找到实现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有效传播的良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的学科拓展也是适应了美国国内社会政治语境的变迁和需要。进入到世纪之交，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日益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传播逐渐由美国视角拓展到全球视角，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既着眼于解决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又聚焦于在“超国家领域”内的全球媒体对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所产生的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美国中心、西方中心的亚学科，其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在国内开设这门课，一方面是丰富和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如何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以美国话语为框架的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使之能够适应中国学生的学术背景和教学目标，解决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使“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科研真正实现“全球视角、本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