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需要经常做的，是深入的个案研究，即题目要小，挖掘要深。形象地说就是“打深井”。个案研究挖掘得深了，通史的研究才会有比较好的基础。

　　方汉奇，1926年生，广东普宁人，中共党员，先后在高校新闻院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逾60年。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部分主编。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14部。曾两次获吴玉章新闻学奖一等奖。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公认为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为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方法内容作出了示范，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由方汉奇主持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则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

　　有人认为，当在微博上拥有1万名粉丝时，就相当于办了一份杂志，拥有10万名粉丝时，就相当于办了一份报纸。时下，我国一位年近耄耋的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通过微博这一新兴的自媒体发出了200多条信息，其粉丝超过了130万，这在我国学术界让人称奇。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则是昨天的新闻。在方汉奇先生看来，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历史研究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自己要不断地处于时代的前沿，跟上新闻事业和时代的发展。如果说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守望者和事件的记录者，新闻史研究者就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与媒介演变，应如何更好地认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程与现状？如何总结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又如何具备一个新闻史学者应当具备的素质？近日，本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对方汉奇先生进行了采访。

　　1 专业性的通史须有一定学术积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迄今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史专著，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请您谈谈这部书的编撰情况。

　　方汉奇：一部体例详备、卷帙浩繁的多卷本中国新闻史，只靠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只有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博采众长、集腋成裘，才能事半功倍。这部书共280多万字，参加撰稿的有50人，囊括了当时在全国高校和社科院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方方面面的专家。这部书马上要出英文版，目前已经翻译好，在新加坡开印了。这将是新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专著为国外所了解的不多，大多是辗转的二手材料。这部书的翻译出版，对世界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了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将会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写一部专业性的通史，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积淀。严格说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是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开始的，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此外，还有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业》，以及赵君豪、林语堂、马荫良等人写的专著。但比较起来，戈公振的那一本是最有分量的。在国际上也曾引起过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将近30年的时间，新闻学的研究成果、新闻史的著作还是不少的，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最近，国家图书馆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保存的，前燕京大学新闻系收藏的有关旧中国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书全部重新翻印出版，其中就有很多新闻史方面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与教学、研究的结合是怎样的？

　　方汉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段时间，新闻史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因为这是旧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口。17年的重要研究成果，除了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编写出版的那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领导下的党的报刊、军队的报刊，以及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报刊等方面。

　　其他时间段新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零星成果，但是不成规模、不成系统。“文革”十年，新闻专业主要是新闻实务方面的课程，重点放在新闻写作等方面，不开新闻史方面的课，高等学校中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史教学基本上陷于停顿。“文革”结束以后，新闻学的研究被重新提上了日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也开始有了较大发展。

　　2 各因素促新闻史研究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部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写，一直到1992年才得以陆续完稿出版。中间的时间跨度很长，当时出版此书的大环境是怎样的？跨越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的著作有何独特之处？

　　方汉奇：从1976年到1992年，新闻学研究、新闻史研究以及新闻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新闻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新闻事业在“文革”中陷入最低潮的时候，全国只剩下42家报纸。“文革”结束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闻事业才开始有了迅猛发展。现在全国报纸已达2000多家，期发数超过9000万份，是世界第一；广播网已经覆盖全国；电视受众超过12亿，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视受众市场；互联网和手机也已经开始成为媒体中的新宠。网络自1987年进入我国到2011年底，网民总数就已经超过5亿。互联网已经成为以互动方式传播信息和舆情的重要载体。手机已经发展到3G，出现了手机报和与电视联网的手机视频。

　　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广告和媒体经济日益受到重视。广告目前已经成为媒体收入的重要来源，新闻传播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史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新闻史的研究既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新闻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入挖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闻史的研究目的无非是总结前人的教训经验，继承前人好的传统，使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变得更聪明一些。对任何专业的工作者来说，专业史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新闻教育有了大的发展。新闻事业发展了，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新陈代谢，工作的梯队需要不断地更新，以培育新生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宣部就开始抓新闻教育。“文革”结束时，全国有新闻教育的高校很少，北边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边有复旦大学等几个屈指可数的高等院校。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从1982年开始，举办了很多新闻教育的研讨会，同时也在很多综合性大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院校开设了新闻系和新闻专业。新闻教育的大发展需要师资，因此也相应地办了很多新闻史的师资培训班。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闻史师资班的很多学员，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教授了，在各个院校都是新闻史教学的骨干力量。新闻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新闻史教学的发展，推动了新闻史研究的进步。

　　此外，对新闻史研究推动较大的是80年代初兴起的修史修志行动。省志、市志里一定有新闻志或者报刊志，因此就有一批从一线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在修志的高潮中开始搞地方新闻史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支新闻史研究的专门队伍，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它的基本力量就是新闻教学和研究者及新闻志编撰者。

　　3 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您怎么评价其地位？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目前在新闻学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和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将会被后人所超越。因为它的下限只写到1987年，从1987年到现在，2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20多年中国的新闻事业有着空前迅猛的发展，以前主要是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新媒体还没有出现。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是1987年发出的，微博等一些自媒体更没有出现。

　　目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十分迅猛，可以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中国的平面媒体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与汉唐、宋代比起来，我们的纸媒体有很大的不同，但与民国初年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起来，纸媒体大体上还是那个样子。比如，《红色中华》、《新华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解放日报》是20世纪40年代创办的，它们的外形与现在的平面媒体没有大的差别，只是版式和印刷条件有改变，竖排改横排了，铅与火不要了，改激光照排了。现在除了报纸、广播之外，还有电视、网络等众多的新媒体。这些都需要我们很好地去分析研究，概括总结得失、汲取有益的经验，为现实提供借鉴，促进现实的发展。须知，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多年研究的经历，在您看来，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方汉奇：新闻史的研究需要不断开拓前进。首先要补的，是1987年到去年近25年新闻通史时间上的缺口，把史的下限延伸至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其次要补的，是过去研究不足和相对薄弱的一些方面。当年写那部通史的时侯，我们的研究和准备还有所不足，仓促上阵，就着材料“做衣裳”，不够深入，也还有不少缺口。现在就可以充分利用近25年来新闻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作一些必要的补充，使原来的缺口得到弥合，使原来写得不够细致和深入的部分，得到必要的补充。

　　4 做个案 “打深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说过，通史类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一个时期内能够有一部大家都认可的，放在那儿供大家参考就行了，没有必要每个人时时都去写通史。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重复劳动。那么在您看来，新闻史研究学者更应把精力花在哪一方面？

　　方汉奇：是的，我认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需要经常做的，是深入的个案研究，即题目要小，挖掘要深。形象地说就是“打深井”。“打深井”就是多做个案研究，包括一些重点的报刊，重点的报人，重大的“宣传战役”，重要的新闻史事件等等，都可以纳入个案研究的选项。只有一个一个的个案研究挖掘得深了，研究得透了，通史的研究才会有比较好的基础。当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个案研究上。要力争做到“六新”，即要考虑怎么样做出新的概括，怎么样做出新的分析，怎么样运用新的语言，怎么样补充新的材料，怎么样提出新的见解，怎么样得出新的结论。“六新”的功夫下到家了，自然会有大量的新成果涌现，从而推动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目前新闻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报刊史的研究发展而言还有一个新因素，即全国对集报活动的重视。能否为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汉奇：是的，全国对集报活动的重视与社会上的寻宝、淘宝、文物收藏有关系。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收藏旧报刊的热潮，有很多是专业的，有一些是业余的，这个群体很大，各行各业的都有，号称百万人。比如，李润波收藏的《莱茵报》就是报中珍品。这得益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太平，国力强盛，由破坏文物转到珍惜收藏文物。集报者自己还办报，还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报纸来交流经验。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集报，1953年到北大任教的时候，把报纸都送给北大了，此后我就不集报了，但集报者至今还把我当作他们的同行。

　　集报者帮助新闻史研究者发现了很多珍稀的新闻报刊史材料。比如，北京的一个集报爱好者在潘家园收集到明朝的报纸原件，在此之前我们还没见过明朝的报纸。此外，还有清朝的邸报，《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认为是从乾隆年间开始有报房、邸报，现在集报爱好者已经收集到了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的邸报，这说明邸报不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从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开始就有了。集报界的收藏工作，丰富了新闻史的研究，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