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人身处飘摇乱世，命运多舛，报人为自己的办报理想和抱负而不断探索。其中，张季鸾的办报理念一直在新闻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民族主义？还是二者的交替裹挟？笔者认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始终被传统思想浸染，并且从来没有跳脱出此框架。

　　张季鸾办报理念矛盾之处

　　1.自由主义：言论自由、言论独立

　　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来源于日本留学期间。当时他对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生兴趣，并逐渐受到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思想浸染。而此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转移到日本并且在日本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张季鸾感受到了“三民主义”宣传氛围，但因“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①的理念，婉言谢绝加入同盟会，这是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萌芽阶段。在之后的办报实践中，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发展和成熟。在《抗战与报人》中，张季鸾指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②

　　从自由主义精神出发，张季鸾同时也认识到想要获得完全的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才能不被外部势力掣肘，方能“言论独立，良心泰然”。③他在之后的办报实践中一直反复强调，付诸实践。

　　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熟的标志是“四不”方针的确立，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主要是防范编辑工作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不卖”则力图排挤金钱对报纸的腐蚀，“不私”主要从报纸功能上明确了为公众服务的原则，“不盲”则主要从编辑主体角度阐明了实践中应规避的情形。④这不仅是新记《大公报》的指导方针，也是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提炼，为《大公报》打上了自由主义报刊的烙印。

　　2.民族主义：国家中心、公共宣传

　　张季鸾在早期办报实践中极力倡导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在抗战期间，张季鸾迫于民族危亡的现实环境，办报理念发生了一些转变。张季鸾不再坚持英美式的言论自由，“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⑤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津、沪版被迫关闭,并先后辗转全国各地,报纸原本带有的商业性受到严重打击。信奉“四不”方针、不受干预的言论、不受社外任何势力支配的骄傲被现实打破，也让张季鸾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稳定是办报和立言的前提条件。他意识到当民族矛盾上升时,积极为国家作抗战宣传是战时报纸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张季鸾进一步明确了“报刊机构都是严格受政府统治的公共宣传机关”的态度，以唤起民众抗日热忱，宣扬中国民族神圣自卫的信念与热诚。报纸从言论独立机关到公共宣传机关的转变已然呈现，“国家作战，需必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这个任务”。⑥

　　由上述可见，张季鸾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为实，抗日战争期间转向民族主义也不虚，前后期办报思想矛盾之处似乎也分明。但笔者认为，这种矛盾是因为将张季鸾办报思想变化割裂开来看，实则这种变化是统一于传统思想的。

　　张季鸾的传统主义思想内涵

　　无论是张季鸾倡导的言论自由还是为国宣传，他的目的始终只有两个：醒民与救国，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厚重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种精神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报恩思想和“清议”传统。

　　1.报恩思想

　　从张季鸾的家庭教育背景来看，张父为报少年时期曾经蒙受的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知遇之恩，在家中设立刘、蔡的牌位，令子孙后代拜祭，可见张家历来有报恩的传统。张父去世后，张季鸾回归故里，拜关中大儒刘古愚为师，学习中国古典经史。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对于国家和民族怀有极为浓厚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政治意识。

　　对报恩思想中“恩”字的理解应该从两个层面，一为“报国恩”。这就能够解释张季鸾的办报思想在抗战时期发生的转变，极力强调“国家”的概念，倾巢之下无完卵，动荡时期新闻应该发挥其作用。“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典型的儒家传统思想。二为“报亲恩”，也就是报私恩。这种私恩最典型的呈现就是张季鸾对蒋介石的报恩。经邵力子、陈布雷等引见，1928年夏张季鸾与蒋介石会面，同乘专列进京，在车上二人相谈甚欢。蒋介石为张季鸾的文采折服，之后以“国士”礼遇之。尽管是接受过自由主义思想洗涤的知识分子，这种礼遇仍让张季鸾十分受用，可见传统思想对张季鸾的浸润是无形的。自此，张季鸾为“报恩”从未发表过针对蒋介石本人的文章。

　　2.“清议”传统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在此之前张季鸾多次“谩骂”蒋介石的事实，最著名的是1927年12月2日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际，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极尽讽刺之能，文风酣畅淋漓。其实这反映了张季鸾身上的传统思想的另一面，不惮为帝王师。

　　所谓“倡清议，进直言”、“文谏死，武战死”，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清议”的传统。历代的史官、言官的设立，为“清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即便是惹怒君王获刑，也能为自己博得“尽忠直谏”的美名而流芳百世，这一传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所以，张季鸾对蒋介石的“谩骂”实则是这种传统因子在“作祟”，英美式的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种“清议”传统思想披上的一件时尚的外衣。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种“清议”传统和入世精神往往能高度统一。广大知识分子常常以笔为枪，以天下为己任，表达自我的爱国诉求，将自己有限的能量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报国洪流中去。因而言论报国、文章报国就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成为他们热切追求的理想和勇于担当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抗战期间张季鸾办报理念转向民族主义立场，并不是一次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裂变，而是“清议”传统在民族危难激发下的一次传统思想的迸发。

　　综上所述，张季鸾的新闻思想表面上呈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实则这种矛盾是统一于传统思想之下的。张季鸾的办报理念终究是由传统思想中生发出来的。

　　注释：

　　①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M]，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②⑤⑥张季鸾：《季鸾文存(下卷)》[M]，天津大公报馆，1944年版

　　③张季鸾：《季鸾文存(上卷)》[M]，天津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31页

　　④游聪：《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甘肃日报》，2012年7月18日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