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Global or National：Essay on Journalism History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作者简介】施海泉，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南京　210089）。

　　【内容提要】中新史和外新史的研究常常是在并行不悖的两条路径上，很少产生有益的联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媒体的兴起，国内新闻传媒行业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被迅速加强，于是原本呈现二元对立的中外新闻史研究得以接合。“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成为必然选择，我国学者对外新史与中新史的分开探索则须纳入全球新闻史研究。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史研究，必须摆脱原有史学研究中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相脱节的弊病，确立既适应世界也适应本土的新闻史研究范畴及具体方法。

　　【关 键 词】全球化 新闻史 接合 语境

　　【编 者 按】作为一名硕士生思考如此宏观和深刻的问题，我们应当鼓励。虽然文章个别观点还有待商榷，一些论述也应更清晰、成熟，甚至个别语言也有完善的空间，但编辑部还是将此文刊发出来，一是鼓励更多的同仁思考新闻史的研究问题，二是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到研究中来，大胆创新。

　　“以史为鉴”向来是新闻学题中之义，新闻史在现有的新闻专业教育体系之下，与新闻业务及新闻理论并立，并且从来都占据新闻学研究划分的三分之一。而在实际教研过程中，新闻史一般辟成中国新闻史（以下简称中新史）与外国新闻史（以下简称外新史）两个类别。中外有别的新闻史研究体现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传统中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并在此背景下研究分国别分阶段的社会发展史或政治、革命史。姚公鹤、戈公振等先辈学者确立的新闻史研究范式，经历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学研究的“大跃进”，但是伴随全球范围内新闻业务实践的突飞猛进，新闻史研究却不断显现出与现实脱节的趋势，正如吴廷俊教授所指出的“内卷化”倾向。

　　传统范式的反思性停滞，让寻求新范式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而能够解救新闻史研究的一定是更加开阔的视角，研究范畴也需更适应于当代需求。本文认为全球化语境可以为克服二元对立的新闻史研究局限提供突破口，并将说明其研究理念与方法。

　　一、二元对立思维下新闻史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传统的新闻史研究方式，要么将中新史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示出与外新史研究毫无瓜葛的姿态，要么将中新史与外新史进行比对，以别国新闻史为他山之石，塑造国外新闻史学研究模型并试图“洋为中用”，进行阐述或提出策略。比如丁淦林教授认为“在新闻学术上，美国、日本、苏联对我国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其利弊得失，以利学术发展”[1]；尹韵公研究员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获益于大量引进、借鉴和汲取国外学术界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2]；程曼丽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展开中国与世界的“横向比较”的新闻史研究，以“对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政权形式下的新闻事业的本质特征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3]。这样的新闻史研究传统为我们带来了为数丰厚的研究成果，据方汉奇教授估算，只计1978至2006年间的新闻史研究专著、教材和文集就有238部，发表的相关文章高达5911篇[4][5]。

　　可是新闻史研究呈现出的生命力却在下降，“一定程度上陷入新闻性与历史性的双重隐退”[6]，李彬教授试图以加强叙述策略的“新新闻史”方式提倡“新史学”路径以突破新闻史研究的困境，但其本质仍是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的社会史模式。对风从的后续学者而言，甚至可能因此而忽视新闻史研究主体本身，忽略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史料搜集和理论创新。

　　过于凸显中国特性的研究方法遮蔽了中新史与全球新闻传媒业的关联。随着我国不断纳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普及，我国的新闻传媒行业也越来越体现出作为世界传媒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共同特性。但我们研究新闻史的意图不应该是作为事实的新闻史料，因为过往的历史永远无法更新，作为细节的历史琐碎而意义有限。也许可以将新闻史研究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下，获取对新闻媒介行业发展的整体及规律性认识和理解。

　　所谓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史研究，指的是通过探究全球传媒发展历程，深化理解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从而发现过去、现状，并且推论将来。以西欧和北美报业产生与发展为代表的现代新闻业，不但在兴起时间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发展程度与规模上也远超国内新闻业。无论是媒介形态的变迁、新闻自由的斗争历程，还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博弈，抑或业务层面的专业主义理念的变革等方面，发达国家的新闻业实践对认清我国因为发展速度快而得不到充分酝酿的现实，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二、将新闻史研究置于全球化语境的价值与意义

　　将新闻史研究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下，打碎了中外新闻史的隔离，既可以在看待中国问题时避免视野局限或抄袭西方模式，也可以防止将中国问题引入世界的过程中陷入东方主义的误区。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史研究不但可以解决现有的困境，也提升了传统研究方式的成效，还为史学研究的现实化运用提供了可能。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史研究为长久以来深为困扰的新闻史价值问题找到了答案。中新史与外新史课程长久以来都是占据课程体系的重要分支，可是在一些高校中由于师资力量薄弱，新闻业务人才和理论人才培养过程中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部分教师和学生都陷入到要不要着力研习新闻史的选择困境中，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别”新闻史与“革命”新闻史中史实的大量罗列产生了疑惑。研究视野的全球化，将使得新闻史研究不再是国内学者对西方模型的陌生而无谓的探究，而是将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纳入全球范畴进行探究的有益尝试。

　　其次，结合国内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史研究为找寻“以史为鉴”口号下的具体方针与实施策略提供了可能。目前来看，即便现有的中新史研究路径下成就可喜，但仍受到业学两界各种指摘，原因是大多数有影响的研究都是侧重考据的基础性成果，主要是针对新闻领域的关键人士，以及冷僻的各类报刊样本的研究。我们已经习惯了从中国历史中钻研我国新闻业的过往与出路，却忽略了将我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性与西方特性归置整合，以全球的视角补全中国新闻业因各种缘由所导致的诸多不完善之处，确认共性与差异的起点，找寻中国现代报业的前进方向。

　　再次，在国内新媒体发展相对比较杂乱，处在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慌乱无措的阶段，综合考虑中西方的经验与教训，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新媒体创新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欧美相比，我国的传统媒体尚未发展到顶峰，还有很多成长空间。可与此同时，遭遇到的新媒体冲击却与西方传媒几乎同时。由于西方经历了过程较为完整和相对自由的媒介化社会过程，因此其新媒体发展趋势具有更完整的历史逻辑。而国内相关理论与实践的不完善既是制约也是契机，能以提供更多样本来刺激丰富多样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视角，或许能为同样饱受冲击的西方新闻传媒行业带来一线思路。

　　鉴于理解和认识新媒体的需求，可以说，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新闻史研究不但是我国新闻传媒业学两界的共同要求，也是全世界应对新媒体全球化冲击的必要渠道，意义之深远无须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