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Preface of Journalism in the Period of Beiyang Government and Its Modernization

　　【作者简介】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　100872）。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及其现代化》，是作者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以来完成的又一部学术专著，是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补充、修改和加工后付梓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北洋政府时期，通指民初到“北伐”结束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约二十来年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长期以来，是经常被简单化和妖魔化的。例如，一提到这一段由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浮现在眼前的，往往是一幅幅“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等尔虞我诈、穷兵黩武的混乱场景。具体到新闻史，经常想到的也往往是这一段时期发生过的多少家报纸被封，多少家报纸被传讯，多少家报纸被捣毁，多少名记者被杀，多少名记者被捕入狱的“癸丑报灾”；给报纸出版以诸多限制的1914年颁布的《报纸条例》和1918年颁布的《报纸法》；以及邵飘萍、林白水等著名报人在不到一百天内双双被捕遇害等场景。总之，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极端黑暗的时期。

　　其实，这是把历史过分地简单化了。上述的那些史事，都完全属实。但只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历史的一个侧面。因为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在渐进中的和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五色杂陈，瑕瑜互见，各种国内外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各种主义，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思想主张，各种宗教信仰乃至于各种文学艺术流派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求发展的时代。每一个方面都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一切正面的负面的事物和观念，都在充分地展示自己，都在通过各种媒介，大喊大叫，扩大自己的影响，都在争取社会的认同，都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较量。除了负面的事物和观念之外，这一时期其实也还有不少并非负面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勃起，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兴政治力量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军事“北伐”和大革命的发动，兼容并包的大学办学理念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风的建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媒体上的文人论政和处士横议，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一时代，都是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的产物。在当时，各派军阀政客和政治势力之间，既要研究拳经，也要讲点“行规”和游戏规则，他们之间不仅打武仗，也打文仗。看看那一时期报纸上登载的连篇累牍的互相声讨的“通电”，就可以看出，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描写成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国家利益和宪政的维护者，而把罪恶和责任推给别人。好人和坏人并不是简单地刻在人们的脸上，让人一望而知的。在经济上，这一时代也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1]。这样高的增长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也不曾有过。总之，这一段时期虽然是军阀混战的时代，但是，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现代工商业、现代大学、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仍在迅速发展。其间的某些成就，是可以载入史册，垂之久远的。

　　新闻事业也是这样。北洋政府时期，除了个别报人的无端被害，凸显了屠夫的凶残之外，总体上看，这一段时期其实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快的一段时期。《临时约法》和1923年的民国《宪法》，给办报活动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办报因此是可以自便的，只要你不怕赔钱和被无端查封。查封了，也还可以改头换面再办。实际上，民办报纸在袁世凯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数量由1912年的250种，增长到了1927年的628种。旧中国资格最老影响最大的《申》、《新》两报，都在这一段时间内，进入了他们办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两报的大楼，旧中国最好的两座报业建筑，都落成于这一时期。20世纪上半叶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庸报》和新记公司的《大公报》等，都创始于这个时期。中国最早的报业集团，出现于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不少有影响的党报，创办于这一时期。最早的新闻学团体，最早的新闻教育，也都肇始于这一时期。以上这些都说明，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应该是中国新闻史上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时期。

　　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段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外，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缺陷。

　　作者的这部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虽然她把重点放在1916至1928年这个时间段，略去了民初特别是袁世凯执政的那一段时期，但并不妨碍她对整个北洋时期新闻事业的情况的把握，和由此作出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分析。这部书不仅对这一时期的官办报纸、政党报纸、商业报纸、宗教报纸、通讯社及广播电台等各种媒体，分门别类地作了介绍和研究，也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运营模式的现代化和新闻理论新闻理念的现代化，作了一定的探讨。它将有助于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全面了解。

　　作者早年从事过新闻工作，曾经是一位出色的电视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而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与研究，成绩斐然。她治学严谨，开掘较深，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力求做到言必有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与此同时，她还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善于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事新闻史的研究。这些都使得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弥补了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不足，是值得欢迎的。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M].736-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