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闻话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话语。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更多是建立在新闻话语之上的。自从有了专业化的媒体组织，人们就把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托付给了它们。媒体通过新闻话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拟态”的世界图景。问题是，媒体的新闻话语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只要涉及信息选择和话语建构，就必然面临政治问题。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新闻话语。那些号称“去政治化”或“零政治”的新闻话语表述，不过是一种烟幕弹。因为，从来不可能有存在政治真空的新闻话语生产。

　　关 键 词：新闻话语 新闻话语特殊性 新闻话语变革

　　话语是用来交往的，人与人之间借助话语得以交流。新闻话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话语。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更多是建立在新闻话语之上的。自从有了专业化的媒体组织，人们就把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托付给了它们。媒体通过新闻话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拟态”的世界图景。问题是，媒体的新闻话语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只要涉及信息选择和话语建构，就必然面临政治问题。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新闻话语。那些号称“去政治化”或“零政治”的新闻话语表述，不过是一种烟幕弹。因为，从来不可能有存在政治真空的新闻话语生产。

　　新闻话语的政治依附

　　政治依靠权力得以实现。权力有多种来源形式。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权力来源主要有三种：暴力、财富和知识。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决定着社会中的权力分配。这里的知识包括：信息、数据、图像，甚至社会态度、价值和其他象征资源。暴力是最有直接效果的力量，但暴力缺乏弹性，只能用来处罚，其反作用力相当大，因此，只能算是一种低品质的权力。相比之下，财富的段数要高些。“有钱能使鬼推磨”，其用途可正亦可邪，财富比暴力来得更有弹性，它是一种中级品质的权力。最高品质的权力则来自于知识。知识作为当今世界最高品质的权力，构成了权力的精髓。①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对话语资源的控制和运用方式存在差异。人类社会进入民主化时代以后，那种赤裸裸的暴力控制和交易有所淡化，文明的知识、符号资源被大量使用。知识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进入政治过程。

　　新闻话语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中，新闻话语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社会，新闻话语同样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政治权力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技术更为精致，控制的方式更为隐蔽罢了。正如托夫勒所言：今天媒体报道的“事实”，都是经过拥有权力的人提供被他们价值观重塑或消化过的“事实”及假设（不管是故意或无意）。于是，每件我们眼前的“事实”都有它的权力背景。②当然，新闻话语并不是任由权力操纵的软组织。新闻话语还有其自身逻辑。特别是随着媒体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新闻生产的他律力量遭遇来自媒体组织内部的约束和抵制。这种现象在西方民主制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新闻话语作为联接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它不能一边倒地投入政治的怀抱，它依靠社会来获得其职业合法性。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闻媒体在政治和公众之间左右摇摆，它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公众。

　　中国新闻话语的特殊性

　　中国的新闻话语生产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与中国特殊的媒体体制密切关联。中国新闻媒体内嵌于政治结构之中，媒体制度依附于政治体制。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新闻话语自然是亲政治的，新闻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强相关性。这种强相关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能主义”社会中表现最为突出。“全能主义”社会中，新闻话语受到政治的全方位主宰，新闻话语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政治化，新闻话语生产更是高度政治化的，政治垄断了新闻话语表达，甚至到了“社论治国”、“一言兴邦”的极端境地。当然，这种极化的新闻话语形态是不正常的、扭曲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近30年的社会转型，松动了板结的中国社会结构，将压抑多年的社会力量释放出来，从而使失衡的国家/社会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功能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大众媒体原先一元化的政治功能结构得以改变。媒体的“事业/企业”双轨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它对政治一边倒的依附，媒体的市场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等得以回归，使得媒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表现在新闻话语生产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叙述；表现在话语主体、话语主题以及话语受众方面，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随着新媒体等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新闻话语的喧哗与躁动日渐突出，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深度改写，主流新闻话语与民间新闻话语之间呈现出竞争、交锋的局面。

　　从总体上看，政治在新闻话语生产中的强势地位仍然十分牢固。这是由中国新闻话语生产的传统决定的。社会转型改变了新闻话语的内容和形式，形成多元化的新闻话语形态。但新闻话语生产的深层结构并没有改变，即政治成为新闻话语的首席定义者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政治控制着新闻话语生成的语法规则。若要真正转变新闻话语方式，需要打破既有新闻话语生产体制的路径依赖，重塑政治与新闻话语关系，进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新闻话语变革“窗口期”

　　从近30年的时间长线来看，中国新闻话语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种碎步的、局部的、表象的，不是一种系统性的、语法性的、深层次的转型。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以及公众对新闻话语的期待比较起来，中国新闻话语的转变还相对滞后。如今是中国新闻话语进行“语法”变革的重要“窗口期”，理由如下：

　　其一，社会化媒体倒逼新闻话语变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遍地开花，带来了新闻话语的“非理性繁荣”。社会化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此前由传统媒体控制新闻话语生产与传播的格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新媒体，向中国社会输出了海量的新闻资讯。在这些海量信息的背后，有一种新型新闻话语生产方式和生产机制存在，孕育着一种新的话语生成“语法”。它们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话语生产方式、运作机制和话语语法，会倒逼中国新闻话语的深层次变革。

　　其二，市场化媒体倒逼主流媒体话语变革。中国传统媒体场域不是铁板一块，“双轨制”改革，引致媒体的功能性分化，有相当多的“亲社会”的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从总体上划分，传统媒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亲国家”的主流媒体；另外一种是“亲社会”的市场化媒体。这两种类型的媒体在社会舆论表达方面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亲国家”的媒体趋向于站在国家或政府的角度定义舆论议程，采用以“传者”为中心的舆论引导思路；“亲社会”的媒体则趋向于站在社会的立场，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发出声音。这两种类型媒体的舆论立场虽有差异，但也不是截然冲突的，它们之间常有“交集”。这是由中国社会以及媒体生态的复杂性决定的。近年来，传统媒体的话语竞争特别激烈。这种竞争不仅表现为舆论话题上的竞争，还表现为媒体议程设置以及话语能力的竞争。传统媒体处于生生不息的舆论场中，经常面临着话语权竞争的压力。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喧嚣中为舆论定调，掌控舆论议程，赢得话语权，已成为众多传统媒体面临的一大课题。

　　其三，新政治时代需要新的新闻话语资源。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共领导人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启了新的政治时代。新政治时代需要有新的新闻话语资源，为塑造政治形象提供象征资源。有外媒报道，新上任的中共领导人处处展示新作风，而中国官方媒体也开始改变报道领导人活动的方式，试图做到“短、实、新”，落实中央就改进工作作风提出的“八项规定”。

　　怎么办

　　进行新闻话语变革，显然要在打通政治主动脉与社会毛细血管方面着力。当前需要重点突破者有三：

　　一是从政治本身突破。既然政治是中国新闻话语的首席定义者，要变革中国新闻话语，就必须从政治自身突破。言为政声。为政者要改善政治形象，实现有效的政治沟通，则需要从政治自身变革着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之后，吹来缕缕新风，引起了中外舆论的热切关注。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会议提出，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尊重。

　　二是从主流媒体用力。近年来，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开始主动出击，通过改版，加大言论力度，主动介入中国的新闻话语竞争。特别是在遭遇重大事件的关口，在公众关注最为热切的时刻，在面对公众神经最敏感的时期，人民日报能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切中舆论焦点，定义话题，设置舆论议程，成为考验这张中国第一大报的现实难题。近年来，人民日报正在努力寻求党心与民意间的“最大公约数”。2011年7月，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部”署名，推出了一组“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包括《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等文章，被门户网站和微博大量转载评论。人民日报“在周老虎事件、网友被跨省追捕事件、石首群体性事件、徐武与被精神病现象、广东乌坎事件等舆论聚焦之际，都敢于直面回应，理性分析，展现了党报评论的追求”。③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说过，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若要位居主流，就得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做国民心态的“压舱石”。

　　三是从顶层设计着眼。这里的顶层设计，是指新闻话语变革要从改变话语“语法”处展开动作。话语变革难在“语法”变革。相对于话语的内容和形式之变，语法变革难度最大。而中国新闻话语语法之变，不是新闻媒体单边主义行动可以解决的，需要从政治与媒体关系结构的改变上下工夫。只有从政治的顶层设计角度展开突破，新闻话语“语法”之变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注释：

　　①②【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

　　③张玥：《张研农：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生态》，《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1日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