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发展传播实践的国家之一。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不久，即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教育者进行卡通电影制作培训（UNESECO,2007:222）。1976年，学者罗杰斯（E. M. Rogers）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传播的“中国模式”（The Chinese Model）问题。但奇怪的是，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中国主流话语时，国内学界对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现有研究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相互牴牾之处（范东生,1990；杨海涛,2004；支庭荣,1996），尤其对发展传播学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范式转换，理论转型，研究与实践重心的嬗变，乃至最新的发展热点缺乏应有的关注。鉴于此，笔者在近年与德克萨斯大学Arvind Singhal教授（罗杰斯的长期学术合作者）、国际传播协会（ICA）跨文化传播与社会变革分部前主任Robert Huesca教授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基础上，结合近年的研习和实践心得，尝试对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学术流变及其当下走向进行梳理，旨在廓清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发展脉络，希冀对当下中国“科学发展”的理念提出来自传播学领域的理论思考。　　

　　二、学术分水岭：70年代中期

　　发展传播理论的演进，既源自“发展”理论的嬗变，也基于学科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反思。Silvio Waisbord（2003）认为，“发展”和“传播”在过去六十年里的重大转型，折射出知识和政治论争的潮起潮落以及理论路径的转换。上世纪50到60年代，勒纳、施拉姆等学者认为移植发达国家成功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当然路径。其关注点是经济增长，所遵循的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路径在第三世界国家引发了严重社会经济问题。Hornik（1993:14）把发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种：理论失败、项目失败与政治失败，而现代化范式在这三方面都存在问题。从理论上看，建立在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范式在理论上有瑕疵，它在方法论上扎根于进化论传统，在价值论上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固守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偏见，漠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和路径；从实践上看，“这些在发展中利用大众媒介的尝试并没有如当初预想的那样正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World,1974）；从政治上看，还助长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使大众媒体成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和政治宣传的工具。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源于拉美、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的依附范式走上前台。着眼于世界体系的依附范式虽旨在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传播和信息流动，却在结果上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和政治上对发达国家的更深的依附（Servaes,1991）。因此，如何超越两种范式的理论和实践缺陷，探寻传播促进发展的路径，就成为上世纪70年代发展传播学面对的最大问题。

　　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975年檀香山发展传播会议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转折点”。在回溯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两位先驱——勒纳（Daniel Lerner）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承认，发展传播学中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但在理论上的真正清理则来自另外两位学者的著名论文：一篇是罗杰斯的《主导范式的消逝》，另一篇是拉美学者贝尔特兰（L. R. Beltr án）的《告别亚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