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交流无所不能，尤其是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交流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形式上看似已趋于完美，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冷漠、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掠夺和报复，种种一切不和谐的现象都表明我们难以实现理想中那“天使般”的交流。既然交流总归会有遗憾，那么交流是如何被推上“神坛”的？交流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交流呢？本文以《交流的无奈》一书中的思想为出发点，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求解来探讨有关人类交流的问题。

　　关键词：人类交流；《交流的无奈》

　　一、被推向“神坛”的交流

　　（一）美国实用主义传播研究思想的规制

　　传播就是一种大规模的交流，两者的英文翻译都是“communication”，在某种程度上传播等同于交流。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准确地说当时引入中国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实用主义传播学的理论和思想。中国传播学者们所熟知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也主要从事实用主义的传播研究，譬如传播效果研究。而我们接触到的传播学理论如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强效果论、弱效果论以及适中效果论都是针对效果所做的研究。那么为何要研究效果呢？其目的必然是为了了解当前的传播效果、评估其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进一步分析传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期能够为之后的同类传播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协助传播活动发起者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的。出现这一切的源动力或许就是社会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和其他辅助性技巧能够使交流趋于完美，使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都能做到“心心相印”，能够实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到处弥漫着实用主义精神。因而，效果研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用性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完全吻合。[1]例如，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就将大众传播看作是能够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且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民主、公民综合素质普遍提升的宏大目标。在这种实用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传播和交流的学问，与生俱来就被冠以造福社会、改善人类命运的神圣使命。

　　（二）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助推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再到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主义者们对媒介技术的革新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麦克卢汉就曾在专著中写到“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他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每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改变，并借由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莱文森也在其著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对手机这种新型媒介给出了最高的赞美，他称赞手机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最完美、最强大、最潜力无穷的第一媒介”，并以手机的功能进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出了媒介发展的“人性化”和“补偿性”趋势。总之，媒介技术主义者认为随着媒介技术功能的日趋完善，使得在未来社会中交流将更加畅通和人性化，最终有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性的建构，使人们实现了更充分的、无限趋近“天使般”的交流和共享信息。而正是这一信念的支撑使得人们理想中的交流更加神奇和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