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伯明翰学派以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为代表的媒介受众研究通常被认为在传播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理由之一便是认为莫利的研究是将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媒介研究的典范，可称之为“受众民族志”研究。但证据表明，“受众民族志”是一个不恰当的方法论标签，而应代之以“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属诠释主义范式，以社会建构论和主体间性为本体论基础，以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和生态心理学为认识论基础，以去原生态情境化的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和焦点小组)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方式。非浸入式诠释法已成为相对更适用于城市媒介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一种不同于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

　　关键词：

　　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 受众民族志 方法论

　　作者简介：

　　张放，四川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

　　相关信息：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网络人际传播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3M531957)的研究成果。

　　伯明翰学派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电视受众研究为代表的媒介受众研究通常被认为在传播学特别是媒介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理由之一便是认为莫利的研究是将民族志应用于媒介研究的典范，可称之为“受众民族志”研究。一方面，莫利认为自己的研究使用民族志可以“提供一个对这种行为(受众的收视行为)的复杂性有着足够‘厚实’的描述”①；另一方面，正如国内有学者所总结的：“有的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及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reception research)、受众民族志(audience ethnography)和建构主义视野(a constructionist view)，从中不难看出民族志在受众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提出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这更是凸显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历史地位。”②

　　然而，戴维·莫利的研究是否真的在方法论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其研究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受众民族志”研究吗？笔者认为这是很值得推敲的。本文希图对此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以厘清其在传播学学科史上的地位及相应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