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海晏，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西对比的视角对电子动员及其异化进行了学理分析，阐述了中国政治环境下电子动员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的个案研究，分析了“电子动员”异化而引起争议的情况，由此，进一步探索了国内电子动员背后政治与传播的中观特点。

　　关 键 词：中国；电子动员；PX事件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传播与社会运动”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12M520807。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是继厦门、大连、宁波、昆明等地之后的又一起PX事件。7年来，PX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群体性事件，其传播原因是什么？与之前的几次PX事件不同，广东茂名PX事件因行动者的打砸行为以及网民的恶意动员引发了主流媒体的批评。然而，网民的看法却并不相同，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些网络言论背后的意蕴？本文将从电子动员的理论出发对其进行个案分析，探索其背后的中国政治与传播的特点。

　　一、“电子动员”及其异化：中西对比视角下的学理分析

　　在西方传播学界，对电子动员的一般看法是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使用互联网用于政治招募、组织和竞选活动(查德威克，2010，p.151)。

　　这一概念是在“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进行阐述的。诚如查德威克所说：“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经常性张力会持续引发政治对立。……互联网可不像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方面那样如此被控制，它的流动与活力本性使得这个问题如此让人着迷”(查德威克，2010，p.3)。在这一意义上，电子动员被作为社会改变国家的一种力量，受到利益集团的关注，在社会运动中得到广泛运用。

　　在“国家—社会”视域下，电子动员被作为传统社会动员的延伸而存在。在“国家—社会”视域下，西方传播学者认为，网络动员与传统社会动员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社会的媒体政治应用；所差别的只是媒介手段，即电子动员是新媒体政治应用。所以，“引人注目的电子动员案例，无论是跨国的还是国内的，现在都需要被放在传统利益集团的组织和战略革新的背景下进行考虑”(查德威克，2010，p.189)。网络提供政治精英建立动员渠道，同时降低积极参与者的参与成本(Delli Carpini，2000)，因此，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出现，有利于形成动员。由此，电子动员被视作一种提高传统利益集团组织流动性的动员形式，从而成为传统组织动员的延伸，也就是传统社会动员的延伸。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电子动员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动员，则被认为是一种异化。如查德威克(2010)曾专门讨论了电子动员的极端异化形式——黑客行为主义，认为这种受到集体规范批判的政治参与形式尽管被主流媒体描写成妖魔鬼怪，但却动员了不少社会运动，如萨帕塔民族解放组织的运动(p.172-p.174)。这些造成道德恐慌的电子动员，在西方学界也引发了争议，成为考量我国电子动员异化的一种参照。

　　在中国语境下，一些学者补充并更新了对电子动员及其异化的看法。

　　在理论视域上，相关研究基本沿用了“国家—社会”的理论视域，将网络动员作为社会的新媒体政治应用，进而将其视作弥合“强国家—弱社会”的重要力量。有研究者认为，网络动员对中国的意义，在于“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开放性、互动性打破了单向度传播”，从而使“以往的媒体的政治叙事现在正在被改写为草根叙事”，“动员开始褪去激进的革命色彩”(李夏，2012，p.53)。简而言之，电子动员是运用新媒体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这一动员形式对于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不同，尽管也从“国家—社会”视域考量电子动员，但其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传统的社会动员的延伸，其特点自然有所不同。在中国语境下，电子动员未必能作为组织动员的延伸而存在，因为传统利益集团的动员作用本身显得不足。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及政治文化传统导致的民间社团以及政治性人际交往十分缺乏，因此依赖民间交往包括一般性社会网络以及专门社会运动组织机构的社会动员力量非常薄弱”(孙玮，2009，p.119)。在地方性、社区性议题上，中国的民间组织容易受到地方力量的干涉，从而无法发挥明显的社会动员作用。我国对现有的民间组织在管理环节实施的是严格的追惩制管理模式，即组织若被发现有违法之处要受严惩。这“有利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行政性管制而不是从鼓励民间组织发展角度为出发点的”(王建芹，2005，p.13)，从而使得民间组织愈加谨小慎微，难以发挥社会动员作用。在社会支持系统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动员的出路何在？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如果要提升行动能力，只有多方寻求传播资源和渠道”(韩鸿，2008，p.93)。恰如塔罗(2005)所说，“出版和结社是社会运动发展中互为补充的两条途径，那么它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p.69)，即社会组织必须寻求配合自己的媒介系统，以求支持自己的运动主张。于是，电子动员在中国社会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必需。电子动员以及动员所形成的虚拟社群，被称为“网络结社”。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滞后性，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黄荣贵，2010，p.186)。

　　事实上，在中国，电子动员发挥了被民众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使电子动员存在着被异化的风险。

　　在西方，由于网络动员被作为传统社会动员的延伸，有研究者认为其无法超越传统社会动员，其效果是有限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2006)认为：互联网带来了信息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变化；互联网的综合性造成了社会动员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互联网是个在兴趣和利益上高度分割的社会，网上公民社会支离破碎(p.273)。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下产生。由此，他提出，一个纯粹在网上发动的社会运动往往效果有限。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而互联网在政治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p.273)。

　　然而，在国内，电子动员发挥了无法比拟的强大动员作用。网络“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谢金林，2011，p.37)。台湾相关研究显示，大学生透过网络表达政治看法的情形远高于其它媒体(Chang，2002，引自，张依依，2010，p.27)。也就是说，互联网的聚众效应使其天然地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媒介载体。不仅如此，在“实体社会中民众自行组织起来的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网络形式的动员意义重大(王少泉，2013，p.41)。其迅猛扩散了相关信息，滚雪球式地增量信息，“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张依依，2010，p.27)，以形成合力。这种合力反过来给予网民成功预期。有研究者发现，部分政府部门已经“无法阻止抗争议题在新兴媒体空间内的传播，自身却有可能成为共意动员的对象，被迫采取行动与‘共意’保持一致”(高恩新，2009，p.99)。这种成功的预期给予更多网民参与的动力，从而使得各种新生的网络传播方式，如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在线平台都被网民作为动员的渠道。应该说，电子动员在中国语境下的效果几乎不存在西方社会的有限性争议，而被充分放大。在放大过程中，网友的行动又使电子动员发生了进一步的异化。一旦这种作用被夸大到可以无视或曲解基本信息事实，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随意践踏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底线，这就是一种异化。

　　二、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中电子动员的异化

　　在电子动员巨大作用的诱惑下，网民在实施电子动员时为了强化效果往往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使电子动员具有异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引起舆论的争议：电子动员究竟可取吗？

　　(一)科学性异化：百度百科PX词条“争夺战”

　　2014年3月30日，也就是茂名PX项目事件发生的当天凌晨，有人将百度词条中的PX毒性由“低毒”改为“剧毒”。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发现后，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担保PX绝对称不上剧毒，于是将其改回“低毒”。部分网民并不认同，又把它改成“剧毒”。于是，近10位清华化工的学生开始与一些网民就PX是“低毒”还是“剧毒”进行反复修改，复旦等高校化学专业学生留言声援清华化工的学生，6天内该词条被修改36次，直到4月5日百度百科直接将词条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

　　在这场词条“争夺战”中，以清华学生为代表的“学院派”与执意将PX改成“剧毒”的部分网民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

　　一方面，“学院派”对PX的毒性进行了论证，认为网民修改词条是“恶意动员”，即试图在敏感的PX事件时期用“伪科学”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清华学生指出，“对二甲苯毒性低于乙醇，乙醇就是我们平时所喝的酒的主要成分，酒都能喝，对二甲苯还能是剧毒么”(hydslagrange，2014，April 2)。基于此，清华学生表示，“我们清华化工有责任解(应作‘消’)除民众的误解，有责任捍卫科学的阵地”(913712607，2014，April 2)。在网民孜孜不倦地一次次将“低毒”改回“高毒”、“剧毒”后，清华学生愤而表态，“清华化工系今日誓死守卫词条”(ak47aug，2014，April 2)，要求“当前PX为敏感话题，望百度对审核行为负责”(ImhotepEgy，2014，April 2)。在清华学生的这些言论中，“科学”是关键词也是前提。在他们看来，“科学就是科学，一千万人的上街也无法改变化学物质的性质”(dislocation，2014，April 6)。在环保主题下，电子动员要在符合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运用环保知识才能进行环保动员。由此，清华学生对网民改掉“低毒”的科学判断极其反感，认为修改者“涉嫌恶意篡改”(ImhotepEgy，2014，April 2)，其意图是“使用‘高毒’字眼，对群众起误导作用”(847872000，2014，March 30)。

　　另一方面，网民并不认同“学院派”对PX毒性的鉴定，认为“学院派”已“被收编”，其言论其实是“替政府站台”。有网友反诘，“没毒你可以喝一喝试试啊”(红色铁碎牙2，2014，April 4)。还有网友尖刻地提出，“以我之见，PX项目造在清华园内最是合理，有那么多专业深厚的清华化工系学生在周围，产学研结合，必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深奥的卡哇伊，2014，April6)。在质疑清华学生毒性鉴定公信力的同时，有不少网友正面谴责清华学生，称：“清华学生，被利用了(sunshine0130，2014，April 7)”，认为其“作秀”，嘲弄道：“搞笑了，现在在中国修改一个词条……都要‘誓死’，都要‘捍卫’了么(rslitao，2014，April 6)”。一些网友进一步对清华学生进行了道德谴责，炮轰道：“别拔高自己的道德高度，建在你们门前，你慌不慌”(fcbalake，2014，April 6)，认为清华学生“说出这话是不怎么负责人(应作‘任’)的，特别是利用了公众对他这所学校的公信(songshaofei，2014，April 7)”，并直接批评清华学生“被政府收编”，表示“要严厉批评一下清华那群学生，这么着急替政府站台，宣扬PX项目无毒无害。你家里人知道吗”(一路傻愣，2014，April 7)。

　　事实上，两种言论并没有在同一逻辑层面展开，而且，在论争过程中越来越“各说各的”。清华学生的立论在环保知识上，其逻辑是“不懂科学不可乱动员”；网友避其锋芒从道德层面入手，其逻辑是“被收编的不可指责我们的动员”。如果从电子动员的理论进行分析，清华学生的言论更接近环保动员的传统逻辑。查德威克(2010)指出，“环境保护主义的话语—至少在温和派的‘轻度环保’的面貌下——很久以来已是美国政治辩论中主流组成部分”(p157)。在欧美环保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环保知识才是动员的基础，对知识的科学解释是捕获人心的重要手段。根据卡斯特(2006)的数据，已经有80%的美国人、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环境主义者(p.171)。所以，在欧美有充分的接受环保知识的公众基础，也形成了环保动员的固定模式。然而，在中国语境下，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网友着眼于“被收编”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已经将问题转为对政治的讨论，脱离了环保动员本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早在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网民就曾集体炮轰在事件中失语的易中天是“被收编的文人”，认为他没有“文人的骨气”(新浪网友，2007，June 3)。如今，网民又从同一逻辑出发，把清华学生也推到了所谓“被收编”的那一类人里。

　　网民的逻辑在之后的言论中愈加清晰。有网民指出，重点根本不在于PX化工产品是否有毒，为什么大家都舍本求末地去研究这个问题(“广东茂名反PX事件：清华化学化工系学生昼夜捍卫PX词条”，2014，April 4)。有网民进一步表示，“这件事关键不是有毒没毒，是民众根本对政府一点不信”(fcbalake，2014，April 6)，“说白了还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cheersend，2014，April 6)。这种政治不信任，使得科学范畴的环保动员发生了异化，背离了环保科学本身，成为了抗争地方政治的由头或幌子。由此，维权观念超过了环保观念，成为了动员的主旨。这种牺牲科学性的动员方式也成为中国复杂社会政治中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