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俊，中国传媒大学讲师、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责任编辑。

　　【内容提要】政治视角是分析消费文化必不可少的逻辑；当人们被普遍置于消费这个“客观性”之上时，便容易走向普遍的政治冷淡，大众反抗的声音也便被排除，这有助于政治合法、社会稳定的达成。在这一消费文化被政治收编并为政治所用的过程中，传媒、市场和社会是三大支撑手段。传媒手段通过诉诸日常生活和均一化大众起作用，市场手段通过加速资本增殖和发挥经济话语权起作用，社会手段通过社会“模仿”机制起作用。

　　【关 键 词】消费文化；政治；传媒；市场；模仿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消费文化问题是一个弥久话题，资本与商业逻辑、社会与文化逻辑是分析消费问题的基本框架。但消费文化绝然不是与政治绝缘的“自由而独立”之物，其背后是深刻的政治逻辑，消费文化问题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藉由消费文化而实现政治诉求的过程中，传媒、市场与社会是三大支撑性手段。这三大手段也保证了政治对消费的收编是日常而默然的，因此我们常常对这种收编熟视无睹、忽视未计或者根本没有意识。消费文化作为政治问题，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是全球性的、广泛性的。

　　一、消费文化与政治冷淡症

　　消费文化存在与衍进的“挡箭牌”是激起人的物质消费欲望，“消费文化运用意象、符号及象征性商品，来召唤梦想、欲望与幻想”[1]。消费文化给人以物质欲望，也给人以释放欲望的冲动。想要实现人的物质欲望，最好办法便是工作，把每个被欲望激起的个人都被牢牢地钉在工作的秩序里，人生就此陷入“欲望被激起→工作挣钱→实现欲望→激起新的欲望”的循环往复中，久而久之人们便患上“政治冷淡症”，每个人都被置于金钱这个所谓的“客观性”上，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领域”也成为一个图谋霸权与阶级支配权的角斗场。非极端情况下，人们多无反抗之意，体制从而被维护，社会从而平衡稳定，消费文化成为“普世”的认同信条，甚至是最高信条。而且在消费文化为旗帜的新共识下，消费文化推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也会有助于政治合法的夯实。

　　总之，大众反抗的声音最终被排除在外，这不失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努力。消费文化就此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表征着一种新的宗教式的力量。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庸俗化的一元主义思想灌输，也可以放到广泛的社会权力运作层面来考虑。

　　需要说明一点，就消费文化的打造而言，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政治因素的作用，大众都并非没有“利益均沾”，如消费文化对人们的生活感、存在感的形成大有裨益，在传媒的消费展示过程中也预支给民众许多社会经验、生活经验，这些都可能方便、精致并提升了生活。毕竟，生活永远是一个大逻辑，每个人必然都会卷入其中，获得乐趣。但是，在霸权理论里，总是以支配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胜利告终，被支配集团的利益多少有进展，但总体上一定只是被压制的微量利益获得者。当然，为大众文化辩护的人们会辩称大众并非笼统概念，而是由有不同立场、观点、方法的个体组成的，大众有“对抗式解码”与“反驳权威”的快感，“读者才是意义发生的场所”。但是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支配集团相对来说并非“利益既得者”这一实情。

　　在粘合政治与消费文化两端的过程中，传媒手段通过诉诸日常生活与均一化大众起作用，市场手段通过资本增殖和发挥经济话语霸权起作用，社会手段通过社会“模仿”循环的往复起作用。传媒、市场与社会也就此成为维系和完成这一过程的三大支撑性手段；政治诉求常常需要自然而合理地转为传媒诉求、市场诉求、社会诉求，通过传媒规则、市场规则、社会规则方得以实现。当然，由于人类社会的差异性，在不同社会中，传媒、市场和社会这三大手段未必会主动迎合政治的诉求，它们甚至会表现得非常“独立”，但政治主动搜寻并借助这三大手段的意识和努力从未停止，并常常获得成功。

　　二、传媒手段：诉诸日常生活与均一化大众

　　新闻学泰斗甘惜分先生在其不刊之论《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中写道：“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虽然不能说报纸上每一角落都与政治有关（例如有些娱乐性的版面、关于自然界的版面以及广告之类），但就一张报纸的整体来说，很难说与政治无关。……报纸总是为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不为这种政治服务就为另一种政治服务。如果他们说自己只是编辑，不懂政治，那他们不是装蒜，就是傻瓜。”[2]

　　借助消费文化的打造而达成政治的目的，大众传媒是重要手段，甚至是我们当前这个社会中最主要的手段。而大众传媒又是主要通过如下两种途径，来完成自身的“中介”作用的。

　　（一）诉诸“日常生活”的默然浸润

　　按照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努力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传媒打造一种新的以文化为底色的“社会共识”，此“共识”有三个特征：首先，通过温情脉脉的手段，诉诸家庭关系、情感维系，通过和风细雨的传统教育、宗教习俗来表达。其次，统治阶级想尽办法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共识，这里强调的是“心甘情愿”。第三，统治阶级最终将统治精心打造成被统治阶级的需求，被统治阶级开始主动要求统治阶级不断地打造“共识”，例如法律与国家暴力机关在被统治阶级看来是维护其自身利益与日常生活的。

　　当代著名西马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说：“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最根本的力量将会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就是说等于说，这种制度里的那种力量已经被审美化。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冲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连……把法律分解成习俗即不必思索的习惯，也就是要使法律与人类主体的快乐幸福相统一，因此，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严重的自我违背。”[3]消费文化的背后，也是以期在社会塑造一种规范，无论这种规范的塑造者来自政治权力，还是商业意志，它都通过大众传媒呈现的种种感性形式、愉悦诉诸来完成，并使人们在这种规范面前“不必思索”。

　　大众传媒利用消费文化打造“社会共识”的过程，深刻地体现了上述葛兰西阐述的三个特征：温情脉脉、心甘情愿、欲罢不能。特别是大众传媒诉诸于人的感官、常识、自愿与日常生活，这是它在共识打造中的极大“优势”。[4]况且后现代转向里的大众传媒中到处散置着情绪构件，允诺着大众参与的自由，这些都是一种有助于达成共识的开放姿态。

　　更进一步，在葛兰西看来，争夺文化霸权，首先就是要争夺市民社会，“霸权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由是观之，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通过市民社会涵盖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种种机制，来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化服务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它标榜的自由和民主，但是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等这一切自由民主的社会机制，无不是为霸权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畅行其道，洞开了方便之门”[5]。借助大众传媒的手段，正是诉求于市民社会[6]的体现；在深层次上，大众传媒的手段实现了对政治诉求的深层回应。

　　（二）均一化大众并使之进入到文化工业的骗局

　　大众传媒以消费文化为外衣，宣传流行，打造时尚，这其实是在“均一化”个体，窒息个体个性。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特征便是进行标准化的生产与传播，标准化常常意味着去个性化，在“普遍适用”的大众传媒产品的包裹下，在清一色的认同中，在重复的灌输中，人渐渐丧失自我。被大众传媒借助了的消费文化，貌似有时尚元素、流行气质，貌似给人以个性与自由，实则这种个性是每个人都能够用金钱等大多数人都能拥有的手段装扮出来的，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接近性。这种对个性的窒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质是以量的齐整消解质的差异。这一过程是将人规格化的过程。

　　而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益的协同下，大事张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来将情感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是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由此可见，文化工业就是一场骗局，它的承诺是虚伪的，它提供的是渴望不可及的虚假快乐，它是用虚假的快乐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潜能。[7]被均一化了的大众也便是被平庸化了的大众，成为无法跳出体制机制进行质疑与批判的“单面人”群，前述的消费即政治的逻辑，也便不难实现了。

　　当然，也正是在这种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合谋”中，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力量斗争中，在这种宏大“政治视野”的保障里，大众传媒也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会与政治长久而持续的妥协与合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