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秋红，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在米尔斯看来，“想象力”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用这个理论来观照，就会发现，我国传播学研究正是因为缺少“想象力”而呈现出种种问题：照搬抽象理论，与现实脱节；推崇经验主义，过分强调方法；遵循机械的研究程序，研究视野狭窄；实用思潮对学术研究的侵袭；科层制力量对学术研究的束缚。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构传播学“想象力”，坚持问题意识，强调历史和批判视角，增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构建学术共同体。

　　【关 键 词】传播学；想象力；宏大理论；科层制

　　[中图分类号]G206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被奉为二十世纪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提出的“想象力”一词，受到社会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该书的立足点不是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界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一个鸟瞰式的宏观分析和批判，指出了社会学界在理论运用、研究方法和原则，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目的等方面的致命弊端，主要在于缺乏想象力。

　　米尔斯之所以痛批想象力的缺乏，热切呼唤想象力，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学界的诸多弊端的实质，在于他们的研究被宏大的抽象理论、琐碎的细节、机械的僵化程序、合理化但非理论化的科层制以及实用主义严重地束缚住了，以至于远离了社会现实，或者脱离了社会的大框架和大背景，缺乏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导致其研究结论很难反映事物的本质。米尔斯呼唤想象力，实际上是要求学者们从这些严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关注时代重大主题，采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以普遍联系的眼光、切合实际研究课题的方法，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研究社会。由于米尔斯的研究并非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一些原则性的、方法论的、根本的问题，也由于传播学原本脱胎于社会学，因此，本文尝试用米尔斯的“想象力”理论来研究传播学界的一些问题，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我国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缺失的表现

　　(一)照搬抽象理论，与现实脱节

　　米尔斯认为，当时的社会学家帕森斯的语句抽象难懂，使用的术语也含糊不清，其实可以用更为简洁的话语对文章的核心思想进行表述。米尔斯此处虽然表面上看来着眼的是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但语言表达问题背后的实质却是理论使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传播学领域，尤其是国内传播学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理论过于“玄化”，有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即使用理论的目的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刻意标新立异。

　　具体来说，就是借用一些来自别的学科或者外来名词，用艰深晦涩的语言，提出或者引用一些虚无缥缈、玄而又玄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或语汇来进行传播学的研究，动辄范式、迷思，似乎没有这样的大词，就不能显示自己的高度。实际上，这些名词很多时候均是被误用的，使用者还没有完全读懂相关理论或语汇，不顾其具体的研究脉络，就将其搬到自己的文章中。比如“范式”(paradigm)一词，最初是库恩在描述科学史的时候提出的概念，简单说范式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范式是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因此又可以称为“学科的范式”。狭义的“范式”是指一门学科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这个狭义的“范式”也是指“学科的范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现在我国传播学界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理解库恩的原意，把范式当成了“类型”的一种高深化表达。2013年10月，笔者在知网上用“传播范式”为关键词可以搜到相关论文17434篇，诸如《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中国传统人际传播范式探析》《网络语言的传播范式》《频道形象宣传片的传播范式研究》这类题目大量存在。

　　不是说不能使用一些新的名词或理论，但必须警惕使用者还没有完全读懂相关理论或语汇，也不顾其具体的研究脉络，就将其搬到自己的文章中的现象。这种做法或者像学者申凡认为的，“用谁都听不懂的话在讲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或者像学者刘建明所说的，“使传播学成为光怪陆离的一种‘玩具’”。[1]

　　其二，理论使用“泛化”。

　　传播学研究的“泛化”与“玄化”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在要么用传播学的几个理论解释所有问题，要么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简单嫁接，动辄产生新的“交叉学科”上。用传播学的几个理论诸如“五W”模式、“把关人”、“议程设置”等来阐释所有传播现象。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时期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很难完全纳入既有知识、概念框架以及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例如，在“自媒体”出现以后，传者和受众互为传者，互为受众，再用上面提到的理论来解释这样的传播现象，就缺乏解释力了。

　　理论使用的“泛化”还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理论简单嫁接，用其他学科理论强行解释传播学问题，动辄“创学科”。学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创学科”，一是现实社会中传播活动无处不在；二是传播学在诞生初期就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资源，反映了传播学在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体现了交叉学科的特征。诚然，从其他学科汲取学术营养，运用多学科视点转换视角看待传播学的问题，会拓展传播学研究视域。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学科，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目的，明确的学科特征以及基本理论，与上一级学科和并列的同级学科之间的界限等，如果在这一切都还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就分出新的学科，那新学科就容易成为仅仅是标新立异的赝品，名不副实，不但不能推进学术研究，反而会造成一定的混乱。正如学者刘建明所说：“任何学科必须有相对的研究领域，而且要局限在同种现象的集结点上，才显现出清晰的轮廓。超越这两条界限的学科都会导致泛化。传播学无所不包，难以深入学理的内在层次，表现出蜻蜓点水的宽泛和浅尝辄止，正是越过了这两条界限。”[2]

　　(二)推崇抽象经验主义，过分强调方法，遵循机械的研究程序，研究视野狭窄

　　在米尔斯的笔下，对抽象经验主义推崇的主要表现就是，当时的社会学研究遵守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论”，崇拜自然科学的精确研究方法和精确研究成果；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的问题，表现在实际的操作中，就是恪守一套固定的研究程序：选择论题——确定研究方法——收集资料—统计归纳——得出结论，用数量的统计分析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年轻学人在进行学术训练的时候，在研究方法工具的学习运用上所花的时间大大超过读书思考，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年轻人花了几年时间学了这些科学研究方法之后，你会发现：“无法同他真正谈论当代社会研究的问题……基于这种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这种单一一套方法之上的。说实话，除此之外，他别无所知。”[3]

　　事实上，传播学自诞生就非常强调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被尊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都是经验研究的代表人物，后来在施拉姆的推动下，传播学研究以控制为核心内涵，以效果研究为主要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个体主义(形式主义)为主要框架。在这之后，传播学的后继研究者也一直将“经验研究”的方法奉为圭臬。正如Everette Rogers和James Carey曾指出的，传播学的主流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征。[4]时至今日，SSCI上刊发的文章也绝大部分是经验研究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对传播学的引进就是将国外传播学的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照搬过来，传播学著作以译著居多，而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理论著作居多，时差在十年以上的相当正常，而同步译著较少，而且这些译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著对传播学理论的积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5]最近十年来，国内传播学者的眼光又转向定量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传播学的实证改造来提升它的品质。这次转向，由于痛感传播学不良形象和自我存在价值的危机，试图重新赋予它一种科学的面貌，在国内传播学界，定量研究也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的传播学越来越重视量化研究，国内一些高级别的传播类期刊更乐意刊登量化研究的文章。

　　应该说，与简单“复制”相比，这类文章能注意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规范性是进步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中间存在的问题：第一，如果片面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就容易陷入“唯方法论”，用方法去决定或选择研究的问题，而不是针对研究问题去寻找方法，这样就使研究的问题非常具有局限性，局限在那些易于量化的领域。表现在传播研究领域，效果研究比较多，而传播史、传播批评等不易量化但又比较重要的领域却涉足者甚少；第二，此种类型的研究为了保证其可操作性，往往选择小范围的细节性问题进行研究，流于经验资料的搜集，限于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这样的研究取向“会使研究脱离历史和宏观社会结构，无法达到对问题本质的理解”，“很难和更大的学术体系联系起来，形成理论和思想”。[6]长此以往，这必将导致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僵化或断裂，酝酿新的传播学危机，正如学者王怡红所指出的，僵化意味着缺少创新与探索，停止不前、封闭、平庸和冷漠；断裂造成了可资借鉴的原料不完整，研究对象出现大量空白点。[7]

　　(三)实用思潮对学术研究的侵袭

　　近些年来，实用思潮对我国整个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侵蚀，使得研究流于浮躁，不利于知识的系统化和逻辑性。实用性思潮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侵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有些研究者存在着学术功利性或投机心理，沦为某些机构的工具，将传播学术研究置换成“行政性研究”，紧跟政治风向，简单地为现行政策或政治理念作宣传。

　　这样做出来的研究不乏应景式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比如，“和谐社会”、“维稳”等政策出台的时候，诸如“传播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如何发挥媒体在维稳中的作用”这样的文章和课题一下大量涌现；“十二五”规划中有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表述，一时之间，关于“文化产业”的文章和课题就不断增加；最近又在提“中国梦”，估计不需要多长时间，传播学期刊上也会多出一些用“中国梦”做关键词的文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论题都是米尔斯所说的“时代的重大主题”，因此，传播学聚焦于这些问题是没错的。但是在对这些论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传播学有着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科特点、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式，应该立足于传播学的学术大背景，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中来审视、梳理、剖析这些问题，扎扎实实做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跟风，简单做成应景式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

　　2.许多研究中出现了赶时髦的倾向，甚至成了一种“时狂”现象。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传播学研究对“媒介技术”的追赶方面。传播学的兴起就是源于广播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当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兴起的时候，大家一窝蜂地来讨论“新媒体”；当手机新闻成为媒介现实的时候，又有一堆文章研究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当“微博”出现时，2010年笔者参加过几次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会议，与会的新闻传播界人士言必称“微博”，诸如“微博的传播学观照”，“政务微博的解读”，“微博反腐”、“微博营销”之类的论文题目在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也随处可见，不仅如此，在那一年全国各高校博士招生考试试题上也屡屡出现有关微博的试题；当“iPad”出现时，很多研究者对这种新技术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以“新闻的iPad生存”之类的题目来进行学术生产；最近又在上演“微信”热，在知网上以“微信”为关键词，能搜到四五千篇文章，“从传播学角度看微信的兴起”、“刍议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及其发展趋势”之类的题目比比皆是。如是这般还未来得及看清楚新的媒体技术的全貌就匆匆完成的学术生产，学术价值能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其结果自然就像米尔斯所说：“许多学术上的狂热不到一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种热情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佐料，但却没留下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8]“如果社会科学家将这些事情当作日常的活动，就是放弃了他的角色。”[9]

　　(四)科层制力量对学术研究的束缚

　　科层制最初是由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他对科层制持悲观态度，认为它的理性化、非人性化、讲求效率等特点会困住人的自由。米尔斯进一步指出在科层制的侵袭下，研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培训中心，而学者实践自己治学方法的思想将会被以下思想取代，即把大学视为一整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每一组织有其详尽具体的劳动分工，因而也包括学术技术的专家的分工。[10]科层制与抽象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前者为后者提供大量经费，后者为前者提供琐碎的研究成果，社会研究变成了“命题作文”。

　　科层制首先损害了学者的独立地位，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薪雇员，依附于某一组织或机构，主要目标由他人决定而非自己的良知来决定。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加入了不断扩张的靠思想谋生的队伍之中，成为行政人员、谋士或技师。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科层制的侵袭下，学术研究变成了“挣工分”，评判研究者的标准是文章和课题，数量越多越好，文章和课题是级别越高越好。追求科研数量越多越好的后果就是：课题申请带上了浓重的“公关”味道，校长们变成CEO，考虑如何争取到各种“横向”、“纵向”的课题基金赞助，考虑如何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拨款；研究者要面对各种职称职位的晋级要求，多出书，多发文章，多申请课题。

　　追求数量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我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着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的教材专著以“概论”、“引论”，“导论”等为题，但内容多为几个拼块，编、章、节、每个小目篇幅都很小，观念陈旧，套话较多，无法说明现实传媒的发展情况等；

　　二是新闻传播的研究者没有“专业细分”，很多学者传播理论实务全能，从传播学理论到媒介经营管理、传媒伦理与法规到新闻的采写编排，无一不研究，这样的横向发展造成精力分散，很难在精深方向有发展；

　　三是大量的研究文章是在简单描述社会现象，甚至重复研究学术史上已经清楚的事实、状况和结论。追求文章课题高级别的结果就是让传播学的高级别的刊物变成“稀缺资源”，国内新闻传播学的高级别期刊的数量非常有限，有高级别期刊的新闻传播学院不得不“近水楼台先得月”，引发“院内发文”现象，据学者肖燕雄的统计，自2000年到2008年，《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的院内发文平均篇比分别是41.75%、41.79%，总平均篇比是41.77%，高出《文艺理论研究》院内发文平均篇比(14.67%)27个百分点，高出《中外法学》院内发文平均篇比(34.11%)将近8个百分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