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Organ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前就开始运用报刊进行宣传鼓动，相对于国民党对报刊而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对党报的管理——从领导组织到工作内容都十分重视，但由于条件所限，获得经费的渠道不多，一直都比较困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报的影响还是越来越深远。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began to utilize newspapers as a tool for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before its foundation. compared with Kuomintang's attitude toward newspapers, since CPC's founding, it ha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organ. Not only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but also working contents were highly emphasized.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ondition, the party organ lacked of enough ways to get financial support and had always been in difficulty. Even if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he influence of it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found.

　　【关 键 词】党报 管理 经营 party organ/administration/management

　　与国民党建党后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任务不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组织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可以说宣传工作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要内容之一。从建党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党报党刊的定位和管理就表现出稳健成熟的风范。

　　一、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重视

　　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多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①的成立说起，而忽略了更早的缘起。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源于一小批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有浓厚兴趣的知识分子。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中国先后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如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长沙成立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同年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一方面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考查和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为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人员上的准备。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时，是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也就是说，它面临着从学术理论到革命实践的转换。在其被讨论的高潮时期——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探讨救国出路的众多学说中的两种，而且关于这两种主义的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探讨清楚，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1]这可能是当时很多急于建党的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同样，从研究会到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时间非常短暂，也就是说，从研究它到运用它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充分研究，就匆匆地从启蒙的工具上升为救亡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2]

　　在正式建党之前，中共的早期组织出版的报刊除了上海已有的《新青年》外，还创办了《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上海伙友》（1920年10月10日）、《机器工人》（1920年11月21日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机器工作的刊物）、《友世画报》（1920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武汉，创办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济南劳动周刊》；广州有《广州群报》、《劳动音》（1920年10月3日）、《劳动与妇女》（1921年2月13日）；闽南地区的《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报；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等。党的早期创办者直接负责，并为之撰稿、经营和推广。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从组织建设的高度确立了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只有三人组成，其中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分管宣传，张国焘管组织——从中可以看出宣传工作在党的工作任务中的地位。宣传任务主要负责编辑《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主编人民出版社的书籍。虽然中共“一大”决定，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但由于缺乏经费、人力和经验，实践中并没有达到以上的要求。不过，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以书籍出版带动宣传，于1921年9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出成立人民出版社的通告，并同时登载出版重要书籍的广告：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9种，以上书籍有10种付印中，其余准备在年底完全出版。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就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发出通告，其中第4点为：中央局宣传部在1922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据蔡和森后来的回忆，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个人，以后只有两个人，此外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方面雇了一个工人做包装书籍和寄递书籍的工作，中央工作部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书籍以外，就是阅看各地组织的文件，并给予适当的指示”[3]，这也印证了当时宣传工作的确是党中央的重要内容。

　　正式建党之后，中央曾提出要办一份日报的提议，但被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否定了。“二大”后，中央决定创办以《向导》周报为核心的党的系列报刊，《新青年》季刊和《前锋》为重要刊物。“三大”后，又创办了以《中国青年》为核心的团刊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党刊和团报团刊均被创办起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