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Research of the News Weekly "Guowen Weekl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作者简介】王咏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 《国闻周报》以“供公众参考或促成舆论之用”为目的，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重视新闻，“以系统之记述，作史料之保存”；重视评论，致力于“正确舆论之保存与介绍”；“阐扬文化，介绍新知”，在注重学术文章的同时注重文艺作品；重视图片与文章的配合运用，增加新闻照片的分量；注重改良版面编辑；注重读者兴趣和与读者交流。由于刊物办得很有特色，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比较紧密，材料丰富，因此《国闻周报》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

　　Guowen Weekly, with the aim of being public reference and facilitating public opinion, ha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news and keeping ‘systematic record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paying attention to reviews and devoting itself to ‘conserving and introducing correct opinions', 'disseminating culture and spreading new knowledge', laying stress on both academic articles and literary works, coordinating the use of pictures and words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news photos, improving the edition of columns, putting emphasis on readers' interest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lose tie to social problems and with abundant information, the newspaper had great influence among readers.

　　【关 键 词】国闻周报 胡政之 Guowen Weekly/Hu Zheng-zhi

　　《国闻周报》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新闻周刊。

　　一、创办目的

　　1924年8月，“国闻通信社”创办了《国闻周报》，“以为通信业务之助，并藉文字的具体表现扩张新闻事业的影响。”[1]胡政之担任总编辑，多年后他谈到《国闻周报》创办缘由时说：“时通信社创办三年，信用已立，沪平汉三社，皆有相当发展。南北社员，声应气求，咸主发行本报，努力经营，既为发抒自由意思之机关，且立通信社悠久之经济基础。”[2]

　　《国闻周报》创办目的就是要改造新闻事业，向国人报道“正确之事实”，确立“真是非”，有助于“真正舆论”的形成，最终使之能发挥“治国范群之一利器”的重要作用。相对于通讯社报道“正确之事实”而言，《国闻周报》的主要任务是“秉独立之观察，发自由之意见”。但二者都是“供公众参考或促成舆论之用”。[3]因此《国闻周报》可以说是胡政之事业理想指导下的对“国闻通信社”事业的一种延续和扩展。

　　二、内容特色

　　（一）重视独家新闻和国际新闻，“以系统之记述，作史料之保存”

　　《国闻周报》聘请邝笑庵为驻粤记者，星北为驻皖记者，愚公为驻川记者，徐致颖、庸生、雁翔为驻京记者，桂萝荪为驻赣记者，鑑吾为驻徐州记者，在汉社还有女记者凌晓舫，这就保证了周报新闻有自己的来源和独到的视角。如对“五卅运动”，“所载纪事有为上海各报未曾揭志者”。[4]周报以灌输世界知识为其主旨之一，聘心如君为驻欧洲记者，寿潜为驻日记者，翔鹅为驻美记者，胡霨、谷冰为驻德记者，使阅报者，不出国门，能知世界大势，为拯救贫弱的中国献计献策；周报还选择反映其他国家，特别是被压迫国家情况的通讯翻译刊登。如刊登《成功之新土耳其》时说：“土耳其为列强条约所束缚，国势远不及我。然霹雳一声，尽祛不平等条约，已复自由，正可为我国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运动之借镜。”[5]

　　周报新闻除本刊记者采访之外，多数是利用通信社的优势，对一周内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进行记载，辑成“一周间国内外大事纪”，后来发展为“一周大事日记”；此外，周报还对各报消息进行汇总。如第6期刊载的《东南战祸中之江苏人》，就是记者综合编辑了《字林西报》、《时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商报》、英文《泰晤士报》等“沪上最有信用之中外各报汇纪江苏各地战前被害状况，以备采参考[6]，又采用了《晶报》上的《拉夫篇》、《江南甲子谣》以及来自《大陆报》的《黄渡车站内之浙军》、《浙军官率所部开赴前防》、《苏军强拉苏常夫役运至昆山》等照片，构成了这期周报对江浙战役的全面报道。之后的多期杂志，也是这样报道东南战事的。

　　周报对各种信息进行汇总，基于周刊的特性，“盖周报性质，在报纸与书籍之间。其系统记载及专门著述，研读保存，两俱便利。日报贵敏速，周报则尚正确；日报惟供当日浏览，周报则可做永久参考。”[7]周报对国内外重要时事中有保留价值的信息进行系统汇总，是为了方便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检阅，“且可保存为日后编史之材料也”[8]。对“五卅运动”、“关税特别会议”等的报道，都贯彻了这种编辑思想。

　　1933年，《国闻周报》刷新内容，包括：“一，除大公报及本报两社同人照常撰稿外，并广约海内专家学者长期撰文，讨论时事专门问题，抓住时代中心，为读者解决疑难。二，研究中外历史，指示国家外交之趋向，并搜集发表重要历史文献，供学者研究。三，本报向以‘大事述评’获读者赞许，自当更求精审正确，俾成现代信史。四，搜罗现代史料，谋读者参考之便利……”[9]它说：“本报为国内纪录时事之标准刊物，故读者当作今世历史观。此外尚多有价值之时代作品，多乐保存之以作参考。”[10]基于这种编辑理念，注重于国内外经济实业调查的“调查”、专门刊登各种文件的“附录”等栏目也设置起来。

　　重视新闻，“以系统之记述，作史料之保存”[11]，这是《国闻周报》的内容特色，也是成功因素之一。1933年，胡政之说：“查本报创刊迄今，纂辑中外新闻，记录特殊事件，勉附于现代史之列，实为销行广远之一大主因。吾人试一溯阅全帙，即可发见许多史料。”[12]胡适也认为：“周报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关于时事的专篇记述。”[13]当时的苏州图书馆曾发出征求所缺失周报的广告：“俾得装成巨册，供人参考。”[14]今天它已被列为人们查阅的常用资料。

　　（二）重视评论，致力于“正确舆论之保存与介绍”

　　《国闻周报》以发表政论和时事性评论文为主。周报最重要的评论栏目是“评坛”、“社论”。“评坛”设置最早，“社论”开设于1926年初。两个栏目的执笔人除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外，还有胡适、陈布雷、叶楚伧、黄炎培、马相伯、公展、诚夫、天生、炎炎、子宽、叔鸾、慎予、一得、吴昆吾、伯韬等，就内外重要时局问题发表独立意见。

　　周报涉及评论的栏目还有“舆论辑要”、“自由论坛”、“读者论坛”、“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论评选辑”、“一周简评”、“外论介绍”等。“舆论辑要”从第一卷第二期就开始了。“自由论坛”从第一卷第三期开始刊登。“读者论坛”是周报编辑一向主张公开舆论的结果。“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开始于1927年初，后来又添加了来自外报的时事漫画。从第七卷起，除将每周大公报重要社论择优辑录，以备爱读该报者得以保存外，“其他南北各报有价值之论文亦择要辑存。”[15]“论评选辑”中的评论选自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国民日报》、《庸报》、北平《世界日报》、《新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独立评论》、南京《中央日报》、哈尔滨《国际协报》、《泰晤士报》等，其中以《大公报》为最多。1934年添辟“一周简评”一栏，以简单的笔墨，评论每周所发生的时事，由本社同人担任。并说：“周报的《大事述评》，近年来只做到了‘述’，实未尝‘评’，现在既有了《一周简评》负了‘评’的责任，所以从本期起把《大事述评》名符其实的改为《大事述要》。”[16]1936年又添“外论介绍”一栏，以最经济的方法，介绍一些国际论坛名作。由本社社员担任，不收外稿。“外论介绍”的文章来自天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上海英文《泰晤士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北平《时事日报》、《现代评论》、《伦敦泰晤士报》、《伦敦观察报》、《纽约时报》、《纽约金融周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大陆报》等。

　　周报评论的选稿标准是“内容充实，不尚空论”[17]。《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与撤销领事裁判权》就是一例。它自己说：“因同人服务社会历有年所，各方真相知之较明，观察所及，易陷深刻，故论事评人，宁愿以平易凡庸贻笑方家，不敢以高调玄谈，取媚愚众。”[18]

　　《国闻周报》致力于“正确舆论之保存与介绍”，目的明确。1932年1月曾发表《编者言》说：“本报对于代表现代中国民意之舆论，努力保存，俾作国入迷途之南针，并对于国内重要问题，以客观之态度，作严正之批评……务要使国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如何来适应目前环境，如何去应付非常巨变。”[19]

　　《国闻周报》的评论，成为它成功的一大因素。在创办近8年时，它自己分析说：“每遇中外重大事件发生，辄以第三者之立场，周密观察时事内容，加以评述，庶使读者得以深刻的明了。此为本报行销广遍之一大原因。”[20]

　　（三）“阐扬文化，介绍新知”，在注重学术文章的同时注重文艺作品

　　《国闻周报》视自己为社会的公共言论机关，因此常常向社会征求学术文章，“就世界大势，国内政局、各省状况及法律、经济、教育、文学、美术各端，择其有永久保存之价值者，悉数记载。”[21]它尤其注意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等问题有关的文章，如《世界棉业之新趋势》、《上海会审公廨史略》等，“藉为各方面研究国民生计问题之一助。”[22]

　　1932年1月1日，周报说：“二次世界大战，呼声洋溢宇宙，人类文明毁灭，为期或将不远。际此危机之中国，内忧外患，万分严重，我中华民族苟欲生存于此大时代，应付各种巨变，第一要认识自己，其次要认识世界，然后能适应环境，解决困难。本报成立近十年，主要使命在供给中外政治经济正确资料，介绍世界各种进步学术。”接着总结了最近一年来的种种努力：除了“中国事实忠实之记载”、“国际问题尽量之介绍”、“正确舆论之保存与介绍”外，还有“学术思潮努力之灌输”[23]。可见，周报以“阐扬文化，介绍新知”[24]为使命，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时代信史，文化先锋”[25]。

　　周报在重视学术文章的同时也重视文艺作品，曾多次发出征求小说、笔记、游记、学校生活写真、讲演录稿件的信息，其目的是扩大读者群。它说：“本报所刊文艺常识，向以适合于家庭阅读为目的，此后仍当秉此标的，力求精湛，尤希望女界讨论家庭问题之著作，俾使本报成为家庭中之良好读物。”[26]

　　周报的小说、影评由何心冷、马二先生等负责。凌晓舫、李镌冰、蒋逸霄三位女记者，于文艺作品贡献极多。1925年5月，《国闻周报》开设了“银幕新潮”，为介绍中国影片而设，此后随时有所搜集，同时将影片图片制版发刊，以引起社会注重国产影片的热心。《国闻周报》刊载有关电影的文章，不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还为了供人们研究。1927年后，“多选国内著名杂志名贵之作，俾读者得此一册，胜读其他杂志”[27]精选多选的原因是：“近年以来文化事业日渐进步，各地出版物如春潮怒涨，其间不乏名贵之作，读者势难全读，此后本报将选择各种杂志日报精湛作品，俾读者读周报时，犹遍览其他杂志日报也。”[28]这是周报在杂志日渐增多后的一种竞争策略。1927年7月，《国闻周报》开始按期刊载“采风录”栏目，“历由国风社同人主持。凡全国名流学者之近著，及有关国故之诗歌，多已入选。论者谓甄择精审，网络宏富，实为南北艺林之结晶，亦为社会一般所共许。”三年半后，“顾每期只载一页，限于篇幅，全豹难窥。海内外读者，或觅补旧报，或索阅专著，函牍纷询，苦无以应”，于是由《国闻周报》社出书。[29]1928年1月《大公报》刊行文学副刊，内有书评及中西新书介绍，体例略仿欧美各大日报的文学版及星期文学副刊，极为读书界所欢迎。5月，《国闻周报》择优转载，开设“中外书报介绍与批评”，“以资阅者参考。”“此事既甚便利全国之读者，而于该书之销售流行，亦大有裨益。”[30]1934年初开设的书评栏目颇受读者欢迎。1935年8月，《国闻周报》“在文艺栏后另辟一栏文艺新闻，由大公报小公园编者萧乾先生主编，将选录精粹的材料，以尽文坛报道之责，兼资保存。”[31]

　　（四）重视图片与文章的配合运用，增加新闻照片的分量

　　《国闻周报》十分重视照片、插图、漫画在杂志文章中的配合运用。第一卷第一期周报正文一共30页，图片就有15幅，平均每两页一幅。以后大致也是如此。

　　周报逐渐增加新闻照片的分量，对重大新闻事件，运用照片连续报道，不惜篇幅。例如孙中山逝世时，《国闻周报》不仅记载孙中山的生平事迹，还刊登了不少照片，总共达到20幅以上。又如，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周报大力刊登时事照片。随着战事开展，又有大量战时新闻摄影作品刊登。刊登新闻照片，成为周报报道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报还注意搜集历史上的新闻照片，以纪念重大事件。此外，还搜集“燕子楼”、“快哉亭”等有历史价值的名胜古迹照片。后来，在上海设立“写真部”，以提供新闻照片。

　　除了自己搜集照片，周报还向社会发出征求“名人、时事、风景、古迹”照片的广告，要求“未经他报刊登，摄影清晰”；在征求游记文稿时，以“附带写真者为限”[32]。1926年初，《国闻周报》说：“本报原有名人录一栏，颇为各界所爱读，惟该栏多取材于军政界，范围似嫌狭隘，兹拟改为时人汇志，调查社会各界重要人士之肖像历史。”[33]为此，周报“征求本国学商军政各界名人照片”，“凡各界重要人士，不分男女，均可刊载”[34]。

　　为满足读者兴趣，《国闻周报》还增加各种栏目文章及图片，如刊载《时装小志》、转载《大公报》艺术刊的漫画、增添插话谐书、刊载“华北足篮球赛纪事”、多登文学作品及补白小品、刊登“国际讽画”，添辟“国际新语”。

　　三、广告和销售

　　由于“议论力求公允，材料亦尚丰富”，《国闻周报》受到读者欢迎。前两期均销尽，各方索购者纷至沓来，周报只好再版后补。创刊一年后，发行量超过三千，“风行全国，即海外南洋美洲各地侨胞，亦且纷纷来订”[35]。在周年纪念特刊上，有颜惠庆、董康、叶恭绰、余日章、叶楚伧等国内名流的撰述文章，可见周报在中国社会精英中的影响。同时，《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开始在周报上打广告，可见它在中国新闻界的影响。创刊不到两年，每期出版销售逾万。移津出版后，“销路日增，每期发刊，转瞬即罄。”[36]有的读者甚至对自己所缺失的周报，“欲以重价收买，以成全璧”[37]。可见周报在读者心目中有相当大的保留价值。创办七年，新订户数竟超过预计数数倍以上，以致不敷应付，周报决定发行再版，并应外埠学校及党政机关的要求延长特价订阅期。

　　1932年，是周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年。9卷1期中说：“……又以今岁东北事变突起，本报以邻近辽沈，所得消息，较为正确，搜集资料，较为灵敏。故自本报创刊以来，当以第8卷为发展最迅速之时期，单就新订户方面统计，竟超过7年来所有长期订户三分之二，增加分销户亦如之。足见社会人士对本报信念之如何矣！”此时，周报已造成“全国各地久闻本报之名”的影响。[38]由于“上海事变，影响所及，《东方杂志》停刊；其他在国内闻名之周刊，亦多因环境所迫停办或减张，其中多半有与本报内容相同者。论其记载精详，则本报足以当之而无愧，每周大事纪即其一例。”[39]因而《国闻周报》成为“全国销数最大之定期刊物。”①

　　周报在上海、北京、汉口、广州、济南、南昌、天津、南京、苏州、常州、通州、扬州、芜湖、成都、无锡、杭州、开封、奉天等地都设有发行处。后来扩展到日本、台湾、武昌、青岛、靖江、南京、徐州、云南等地。读者遍及美国、南洋、朝鲜、欧洲。用《国闻周报》自己的话来说，“风行全国，远及海外，人所共知”[40]。1933年，发行量突破两万。

　　《国闻周报》希望以自己丰富的内容和广大的销路来吸引广告。广告约占杂志总页数的四分之一，涉及银行、医药、书刊、香烟、儿童玩具、衣服、化妆品、百货。“出版未久，即遇战事，销数日旺，而广告收入，因时局影响，有减无增。销报越多，赔累愈重。”[41]周报不得已涨了价。同时“对本报抱定营业本位，宁少销而报费有著，不多发以重赔累，期年之间，经济粗能自给”。

　　1926年9月，胡政之同吴鼎昌、张季鸾联合接办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重心北移。据1933年胡政之说，《国闻周报》“与大公联合经营，印刷发行所费大减，且藉大公报广告之力，本报发行，愈见广远，营业发展，渐有赢余，距今两年前，已能完全担负国闻通信社经费，使成独立事业，达到十年前创办本报之理想”[42]。从1929年开始，《国闻周报》转载《大公报》的文章。1932年“尤其为大公报占十分之三四，均订有本报。故本报与大公报之关系密切可知，读者多喻本报为大公报之缩本，因其考察过去某一件事较日报为便利，且有系统。本报得以继大公报而畅销者，即由是也。”可见转载《大公报》的文章，促进了周报的销售。因此，《国闻周报》打算“藉此销路锐进时机，将内部扩充，如增刊较普及之文字，多加时事插话等”，“今拟扩大宣传，欲使凡大公报之订户各订有本报一份。”[43]1936年，《国闻周报》又回到上海出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2月与《大公报》沪版同时停刊。《国闻周报》本以为这次是与读者小别，打算“暂停在沪出版，另移地址发行，一俟筹备就绪，再行奉告”[44]。岂知以后虽经胡政之多次努力，再也未能复刊。

　　四、影响和意义

　　“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45]当时，“英美等国之言论界，周刊杂志，颇占重要地位。上自政治经济等专门杂志，下至运动戏剧电影等娱乐刊物，其种类不下千百，莫不各具特长，为社会所爱。”“各国周报，与日报平行发达；而周报势力之增进率，且有过于日报者。以其自为社会所需要故也。”[46]但在中国，杂志还没能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1918年前的期刊，以政治类为主；1918年以后的期刊，以思想类为主。无论是哪类，大多不是时事性周刊。《国闻周报》于1924年8月创刊，这时，因取材精当、议论精辟、对国内大事有系统记载，令读者一目了然，而为罗家伦所佩服并被视为“脑筋清楚”[47]的《每周评论》等杂志也停刊，而它就成为当时不多的时事性周刊之一。

　　北京大学《新潮》杂志的主要编辑人罗家伦认为杂志应该有一定的宗旨，有知识上的联合，多设周刊，趋重批评，有系统的纪事，略加讽刺画。《国闻周报》正是这样的杂志，因此能够取得连续出版13年、最高发行量超过2万份的成绩。据陈纪滢说，1932年，“当时在南方有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东方杂志》，与生活书店的《生活》与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是三份比较畅销的杂志。然而因商务与中华的出版物都是月刊，不能与《国闻周报》抗衡；而《生活》周刊，因受‘人民阵线’的支持，言论左倾，态度鲁莽，只能蛊惑青年，不能说服广大民众，兼缺少学术性，故不为高级知识分子所重视。在北方，由胡适先生所支持的《独立评论》是一份政治、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广受知识界爱护，但也因偏重学者的论据，缺乏新闻纸的广被性，销不过《国闻周报》，其他周刊、杂志更不用论了。”[48]抛开陈纪滢的阶级倾向来看，他所说的情况有不甚准确之处，如《生活》周刊1932年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年底发行量达到12.5万份，到1933年被国民党查封时已逾15.5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但《国闻周报》在旧中国是比较畅销的杂志则为属实：堪称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佼佼者的《东方杂志》发行量最高达6万份左右，《新中华》次之，《独立评论》发行量最多时达1.3万份。

　　据陈纪滢回忆，1932年，胡政之说：“截至现在止，《国闻周报》每期发行两万多份②，虽然不是杂志中最大的发行量，然而却是中国同类刊物中发行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周刊③。有了国闻周刊，读者才培养成读有系统文章的习惯，才有收藏资料的兴趣。同时本报④重要文章藉周报的转载，便利读者珍存，以赓续新闻的连贯性。而且，订阅周报的人，比订阅任何其他种期刊的人，知识水准高，专门性较为严格，因此所发生影响力也最大。不过，还有许多地方不够理想，如特约文章不够多，趣味性还嫌不足。”⑤在《东方杂志》和其他一些与《国闻周报》内容相同的国内知名周刊被迫停刊，而《独立评论》和《新中华》还没有创刊的时候，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早在1930年，《国闻周报》就说：“中国周报，不始于本报。而发行期日之准，出版岁月之长，与夫记载之慎，取材之公，则本报自信不落人后。”[49]1937年12月，《国闻周报》14卷50期说：“本卷出至本期为止，中间完全无缺，国内外大事的记载，亦前后衔接，足备读者保存，为参考的史料，即关于出版的期间，每期亦无延误。这种信实的精神，我们觉得是差堪自慰的。我们并且希望，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要始终保持这种精神。”[50]这是《国闻周报》对自我精神的总结。因而徐铸成的评价是：“不失为当时态度较为严肃的时事性期刊，保存了不少史料。”[51]

　　“密勒氏评论报经常翻译周报的言论与专论。”胡政之说，“要说大公报、国闻周报与国闻通信社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实在说，我们是在外国钳制中国舆论、操纵中国新闻的情势下，改变了中国人读报、听新闻的信心，与建立了中国人论中国事的透澈的自尊。”[52]

　　注释：

　　①国闻周报特别启事[N].国闻周报，1932，9（23）.此说法有夸张之嫌，因为生活周刊在“九·一八”后发行量已经增加到12万份。

　　②胡政之在《如此十年！》中说1933年发行量“突过2万”，为谨慎起见，本文采用2万份的说法。

　　③如果陈纪滢的回忆准确，则可见尽管1932年《生活》自称已改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但胡政之并不视它为《国闻周报》的同类刊物。

　　④指大公报。

　　⑤同注②。

　　【参考文献】

　　[1]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M].香港：掌故出版社，1974，84.

　　[2]胡政之.如此十年[N].国闻周报，1933，10(1，2，3，4).

　　[3]《发刊辞》[N].国闻周报，1924，1(1).

　　[4]编辑者言[N].国闻周报，1925，2(21).

　　[5]编辑者言[N].国闻周报，1925，2(32).

　　[6]伤心惨目之真写真[N].国闻周报，1924，1(6).

　　[7]本报之旨趣[N].国闻周报，1930，7(1).

　　[8]编辑者言[N].国闻周报，1925，2(27).

　　[9]国闻周报重要启事刷新内容征求佳稿[N].国闻周报，1933，10(26).

　　[10]本报订户注意[N[.国闻周报，1934，11(27).

　　[11]时代信史文化先锋国闻周报为减轻各地读者负担举行普遍的特价订阅[N].国闻周报,1937，14(1).

　　[12]胡政之.如此十年[N].国闻周报，1933，10(1，2，3，4).

　　[13]编辑后记[N].国闻周报，1934，11(9).

　　[14]征求本报[N].国闻周报,1926，3(39).

　　[15]新时代的活历史国闻周报第七卷新规划[N].国闻周报，1929，6(50).

　　[16]编辑后记[N].国闻周报，1934，11(9).

　　[17]编辑后记[N].国闻周报，1933，10(37).

　　[18]周年纪念敬告阅者[N].国闻周报，1925，2(29).

　　[19]编者言[N].国闻周报，1932，9(1).

　　[20]难得的好机会举行特价一月[N].国闻周报，1932，9(1).

　　[21]国闻周报出版[N].申报，1925，7，14.

　　[22]本报改良预告[N].国闻周报，1926，3(5).

　　[23]编者言[N].国闻周报，1932，9(1).

　　[24]本报创刊十年纪念，举行扩大特价订阅[N].国闻周报，1933，10(1).

　　[25]胡政之.如此十年[N].国闻周报，1933，10(1，2，3，4).

　　[26]敬告读者[N].国闻周报，1926，3(6).

　　[27]看本报明年如何[N].国闻周报，1926，3(50).

　　[28]看本报明年如何[N].国闻周报，1926，3(50).

　　[29]国闻周报特别启事[N].国闻周报，1930，7(48).

　　[30]国闻周报，1928，5(17).

　　[31]编辑后记[N].国闻周报，1935，12(32).

　　[32]本报征求文稿照片[N].国闻周报，1925，2(5).

　　[33]敬告读者[N].国闻周报，1926，3(6).

　　[34]国闻周报征求时人照片[N].国闻周报，1926，3(12).

　　[35]读者之特别权利[N].国闻周报，1925，2(27).

　　[36]本报敬告读者[N].国闻周报，1926，3(48).

　　[37]重价征求一、二、三卷国闻周报[N].国闻周报，1935，12(8).

　　[38]国闻周报出版[N].申报，1925，7，14.

　　[39]赠阅本报样本[N].国闻周报，1932，9(16).

　　[40]国闻周报社声明[N].国闻周报，1932，9(30).

　　[41]编辑者言[N].国闻周报，1924，1(9).

　　[42]胡政之.如此十年[N].国闻周报，1933，10(1，2，3，4).

　　[43]国闻周报社声明[N].国闻周报，1932，9(30).

　　[44]本报启事[N].国闻周报，1937，14(50).

　　[4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17.

　　[46]编辑者言[N].国闻周报，1925，2(27).

　　[47]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新潮，1919，1(4).

　　[48]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M].香港：掌故出版社，1974，87-88.

　　[49]编辑者言[N].国闻周报，1925，2(27).

　　[50]编辑后记[N].国闻周报，1937，14(50).

　　[51]徐铸成.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J].新闻研究资料，1979(1).

　　[52]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M].香港：掌故出版社，1974，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