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先生是知名的社会学家，曾任民进中央领导。近期出版的《邓伟志全集》，不仅如实记录了邓伟志从事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的风雨历程，同时，也向读者生动展现了他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生、对教育、对世界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

　　邓伟志先生对参政议政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文章中，在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等领导职务期间，他积极开展各类社会调查，向中国共产党建言献策，实践着自己的参政议政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知识献给党”。从《邓伟志全集》可以看出他做学问、写文章的几个特点。

　　知识广博

　　既关注当下又有对历史的思考

　　细检《邓伟志全集》22卷，既有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议论，又有对历史的思考。从写作的形式看，既有严肃规整的论文，又有议论风生的杂谈。谈家庭史旁征博引，具有史学家规范，抒发胸臆娓娓道来，一派散文家风采；谈人物褒贬有据，叙亲历俯仰得体。关于“博”，现在有些学者很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太杂，会有碍于做学问的“精”。其实学问的“博”和“精”并不是对立的，学问固然应该是精深的，但也应该是宽广的。我们常讲做学问的“T”型结构，上面一横表示知识要广博，下面一竖则要求学问精深。《邓伟志全集》就是做学问“T”型结构的体现，在他的“博”中具有很精深的内核，可以说达到了由博返约的境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学历很高，学问不可谓不精，但一遇到学问的跨界，免不了捉襟见肘，甚至硬伤累累。“非不为也，不能也！”

　　文风朴实

　　立论深入浅出

　　《邓伟志全集》洋洋千万字，文风朴实一以贯之。邓伟志研读过大量社会学经典著作，他在行文时也经常会引用社会学大家的观点和著述，但他力戒对经典进行生吞活剥，也不搬弄术语，总是在消化的基础上，用平实易懂而不乏深刻的语言来表达。1996年，邓伟志发表题为《提出一个“读者占有率”，如何？》的文章，提出“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理论掌握了群众就能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理论水平有高有低，掌握的群众有多有少，因此，转化成的物质力量也有大有小。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总希望掌握理论的群众越多越好，总希望转化成的物质力量越大越好，能掌握较多群众的理论是高超的理论，能转化成较大物质力量的理论是先进的理论。可是‘掌握群众’的‘掌握’是个过程；‘转化成物质力量’的‘转化’也是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都离不开‘阅读’。不读就谈不上‘掌握’，不读也谈不上‘转化’。显然，‘掌握群众’就是‘占有读者’。‘占有读者’是‘掌握群众’不可缺少的一环，且是不可缺少的首要一环。因此，我们有必要为理论界提出一个‘读者占有率’的概念。”邓伟志提出“读者占有率”是有针对性的，他说“现在无视读者兴趣、无视读者感情、无视读者选择的事太多了”，其“表现之一是故作艰深。有些人靠不让人看懂来蒙人，以为别人越是看不懂越能显示其高深。殊不知，不管多么深奥的学问都是可以用通俗语言来表达的。浅入浅出固然不可取，深入深出也最多能给他个铜牌，只有深入浅出才能奖他金牌。深入浅出不完全是个表达能力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真正深入的问题，真正深下去了，才能升华出哲理，才能提炼出言简意赅的文字。在学术上似懂非懂，在表述上必然说不清、道不明。道不明来自作者不全懂、不真懂。一看就头痛的作品，读者是不会多的，作者也不见得是高明的。”

　　邓伟志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有个人特点。他曾先后发表过《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系列文章，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争论，邓伟志也连续作文回应这种争论。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读邓伟志的文章，就有这种观山峦起伏的感觉，文章长短不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结构形式不拘，服从内容观点表达需要；用词亦庄亦谐，以准确生动流畅为本。

　　关心民瘼

　　积极议政不发空言

　　邓伟志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家庭，在工作中，他始终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上海大学期间，对于学校党委常委会布置的工作他都认真贯彻执行；对于学校党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安排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对于学校党委宣传部布置的理论宣传、宣讲等活动，他都认真思考，精心准备。从上海大学建立社会学系至今，邓伟志是唯一一位担任系主任的民主党派人士，但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学系各同仁和谐共事、精诚合作却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那一阶段是社会学系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作为民主党派代表，邓伟志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献计献策，与时俱进，不发空言，先后就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撰写文章，主持完成有关社会建设的课题，主编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著作。他在《民生论》一文中提出“为民生，是人民政府与生俱来的神圣天职”、“民生政府不仅关注民生、保障民生，而且注重顺乎民意、调动民力，建设国家，推动社会”等观点。他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多被宣传部送中央常委参阅。

　　邓伟志来自安徽农村，关心民瘼。作为社会学家，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深入祖国西南、西北地区考察，调查当地民生疾苦。笔者曾有幸跟随他到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在西双版纳的寨子里，他访贫问苦，与民族兄弟同住同吃，回来即写文章，向有关领导建言献策。